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赵清阁(4)

赵清阁(4)

　　赵清阁在这个时期还创作了中篇小说《风》（1940年，华中图书公司）。写一个女伶被汉奸、日军侮辱，终于与游击队内外接应，杀敌捐身。在再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抗战以后，人人都变成了怒狮，平日卖唱于舞台的优伶，不仅只是凤，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都干出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为什么，因为时代唤醒了每个沉睡的灵魂！”

　　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仇恨，促使赵清阁的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了。尽管这时她的身体仍然不好，但“写起来就不曾节制，而废寝忘食，任狂流急下。”她常常是不及完工，就半途病倒，但“病中，仍不忍搁置，力疾促成。”她说：“想起了多少美丽的城池被敌人轰炸为一片焦土，多少战士的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无辜的同胞被敌人惨杀得尸横遍野！这无底无边海般深的仇恨！……能让强盗永远这样猖狂肆虐下去吗？不，一定不，我们要再接再励与敌人拼到哪怕只剩一支枪，一颗子弹，一个斗士……我得等着和鬼子拼一下，就是钢笔尖也能戳瞎它一双眼睛！是的，两只拳头也可以敲痛鬼于底心脏。”（《汉川行》）赵清阁就是带着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写作的，她笔下出现了许多忠贞报国的艺术形象，有游击队员、演员、医生、护士、学生、教师、快客、和尚、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爱国绅士等等，也刻画了国难当头时刻趁火打劫的汉奸反动派、流氓、地痞等反面人物。剧本的故事情节往往充满了轰轰烈烈的悲壮气氛。同时应当指出，由于年轻，生活积累不足和思想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或者由于赶任务写作匆忙，因此赵清阁在这个时期反映抗战主题的作品中，有的是不免粗糙单薄的，有些篇目的人物不够丰满。

　　在赵清阁的生活中，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件事，那是1940年6月，她工住在重庆北温泉疗养肺病。有一天，郭沫若、田汉、应云卫、俞珊、左明等人来此约她同游名胜缙云寺，一起品尝富有甜味的山茶。下山后，郭老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
　　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

　　田老也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
　　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
　　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
　　敢向嘉陵寻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

　　“弹花”是指抗战初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说明两老对这一刊物的肯定。这两首诗，她都装裱了，跟随她五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风雨浩劫，这两件墨宝，总算又回到赵清阁的手里。虽然是两首即兴许，却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探索着、创造着、前进着。

　　赵清阁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有人讲，我写的话剧太温，文艺气息太重，适于阅读，不适于演出。如果真是这样，那还叫什么剧本？于是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抗日战争后期便渐渐不大写话剧了。后来，洪深要我到他主持的一个戏剧培训班去教编剧法，我不干。我想，自己写不好剧本，怎么能教人家？可是洪深交给的任务，又不大容易推却，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教了。但教的结果，倒使我对戏剧理论发生了兴趣。”这就是赵清阁的探索，她不满意自己，努力钻研别人的剧本，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戏剧理论著作（在理论著述上，她还写过一本《妇女解放论》）。她企图通过理论钻研提高创作。

　　抗日战争后期，赵清阁曾经担任过成都中西书局“中西文艺丛书”主编，重庆《新民报》特约撰述。当时斗争极其残酷，大后方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赵清阁的思想里有过苦恼，有过波动，一度写了些《红楼梦》古典历史剧作，像是逃避现实，但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红楼梦》剧本共四册，根据《红楼梦》小说原作改编，每册故事独立，主题独立，情节和时间又有连续性，都是从人物出发。《诗魂冷月》以宝黛为主；《雪剑鸳鸯》以二尤为主；《流水飞花》以迎春、探春、惜春为主；《禅林归鸟》以王熙凤、贾母、贾政为主，分别表现个人、家庭、社会、政治的悲剧。赵清阁在沪版总序中说：“这些都是由于时代的腐败，造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这种时代的腐败余毒，至今还潜伏着若干的势力，而不曾予以彻底的肃清，扑灭；所以世界迄不太平，人类永无安乐！《红楼梦》里面贾府之崩溃，不正是一个国家崩溃的缩影吗？”看来，赵清阁写红楼剧本，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改编的成功，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女作家。关于成书过程，赵清阁在一段自序里这样写道：“三十二年（1943年）的冬天，第二度迁居到城市来，记得在一个黑漆漆，又冷的晚上，偶然和冰心女士谈起《红楼梦》的故事，她当时兴高采烈地鼓励我改编为戏剧。”多少年过去了，今天，赵清阁提起她的《红楼梦》剧本，还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除了写古典历史剧本以外，赵清阁还写了不少杂文，揭露现实，如在重庆《新民报》与《和平日报》先后连载的长篇散文《骚人日记》等等。《骚人日记》由于都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的现实题材，因此发表时甩了笔名“骚人”。她也用人一、铁公笔名发表过一些“犯忌”的诗文。

　　在重庆，赵清阁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她以为无党无派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烦扰，她以为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些是非；其实这都是天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但她心里是有一个天平的。例如，有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的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十分激动，当即回信说：“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由此看出，她多么愿意追求进步啊。

　　重庆，虽然乌云笼罩，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人们的心头，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赵清阁也有过这样的记忆。她曾两次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一次是曾家岩，一次是“文协”。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当时国民党调动大军攻打解放区，人民忧心忡忡，在“文协”欢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酒会上，赵清阁和作家们与周恩来碰杯，清阁问总理：“有前途吗？”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周恩来的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赵清阁，使她受到教育，看到光明，鼓起勇气继续追求进步，决心写出更多对人民对国家有意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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