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谢冰莹(4)

谢冰莹(4)

　　1927年，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狂风、淫雨不能阻止她们前进，“只觉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红似的太阳，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丽的花”，“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这就是她那时高昂的精神境界。西征途中，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间隙，或在白天休息、晚上睡眠的时间，往地上一坐，把两膝并拢一起当桌子，把她北伐途中的经历，所闻所见所感，废寝忘食地用火一样的热情急就成章，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著名的《从军日记》。

　　这些日记体、书信体的文章，表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反映了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及其艰苦的生活；她们从被封建锁链捆得紧紧的家庭里逃出，经过侮辱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小脚到天足，然后“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她把《从军日记》投寄到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笔孙伏园见到后极为兴奋，就陆续把这组文章刊登在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副刊上。《从军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接着林语堂把它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后又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于是““谢冰莹”便名扬天下了。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曾向她致函，表示敬意祝贺。但这时，作者没有在一片赞许声中飘飘欲仙，她说：“我只觉得太惭愧，太恐惧，我生怕有负他们的热望和读者们对我的热情，从此我对于文学由欣赏慢慢转变到批评的态度，自己学习的态度愈来愈严肃了。”

　　谢冰莹终在孙伏园和林语堂的怂恿、鼓励和支持下，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她虽然一直认为“那些东西不成文学”。而林语堂在序里说：“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装束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上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的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1931年谢冰莹写过一篇《〈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说这些文章“没有系统”，“日记太少”，“杂文太多”，“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忽略了战争和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及他们被压迫的描写”等等。但《从军日记》在读者中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在作者的生命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摄下了历史风暴的一个侧影，作者那颗对民众的爱心和对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仇恨，还是表现得明明白白的。

　　后来，她在《怎样写〈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一文中说，要是当初没有孙伏园、林语堂两人的爱护和栽培，“我想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艰辛的道路”……还说，初次走上写作道路，便懂得一个原财：“那就是没有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三

　　像一场大梦，北伐革命失败了，女生队解散后，谢冰莹拖着两条跑肿了的腿，回到自己的家乡。

　　她是瞒着母亲去当兵的。一到家里，母亲就说：“一个女人怎么好去当兵，和那些讲自由的男人在一块，还成什么话？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声，也有损于婆家的名誉，现在我要赶快把你嫁了……”

　　但是，这位经过革命和艰苦生活锻炼的坚强女子，是不会屈服的。她说：“这是一个关系我一生幸福的紧要关头，我如果投降了封建势力，那我的一生就完了！自从我受了革命的洗礼以后，不但要解除我自身的痛苦，而且要解除别人的痛苦，我不能服从父母的命令……”

　　为了逃避由母亲订的婚姻，她一连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最后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戏的主角，被人们用红轿子像绑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她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强迫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结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义的人，他们谈了好几夜。她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但心是自由的，她忍受着暂时的痛苦，抱着奋斗到底的决心，利用应聘任教的机会，挣脱了封建桎梏，奔向长沙。

　　“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她忘记了痛苦，只觉得眼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

　　但生活是无情的。一切都不是年轻的谢冰莹所理想的那样单纯、美好，生活像魔鬼一样跟踪着她，伸出魔爪折磨她。在长沙，她坐过牢，当过小学教员，受了比在家庭更多的刺激和痛苦。然而能够吃苦耐劳的谢冰莹，没有灰心，不断同恶劣的环境斗争。前途茫茫，但她必须离开湖南，矢志以赴，于是由汉口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孙伏园热情地欢迎、接待了身上只有一元多钱的谢冰莹。而十天后的一大早，当她铺开稿纸继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一群巡捕冲进她的房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她。

　　谢冰莹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犯了什么王法；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过了五天没有饭吃，也不提问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过孙伏园的营救，才保释出来。原来她住进了绑匪的家里，房东事发后，她受累被铺，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此后，囊空如洗的谢冰莹，衣着褴楼，忍饥挨饿，只能以卖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在上海的艰难岁月里，她始终感谢孙伏园对她的真诚同情与帮助。正在主编《当代》的孙伏园，希望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去交涉，以使免收她的学费，并完全负责她的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想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想暂时去当工人，即使当丫头，倒马桶、拖地板也可以，等到有积蓄，再去求学。为了工作，当她正在苦闷中徘徊的时候，钱杏邨（阿英）关心地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了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同时进去的还有她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当时的电影名星王莹。

　　谢冰莹像叫化子一样，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风袭人的寒冬，她连件棉袄都没有，这时候，王莹送给她一件。她回忆说：“这件破棉袄是我唯一的财产，白天当大衣穿，晚上当被子盖，我永远忘不了克勤，也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难忘的，曾穷得四天没饭吃，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那时《从军日记》快出版了，她饿得实在不能忍受时，便跑到春潮书店向夏康农借钱。1928年《从军日记》出版的那天，她是何等快乐啊！“春潮书店的大门贴着一张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丰子恺的女儿画的小兵骑牛的封面，拥挤的读者……这一切都使她兴奋。但饥饿之火烧着她的饥肠，催促她向书店讨要几块版税，而那位冷酷的会计，根本不同情她的处境。等到黄昏，居然拿到五元钱，回去不再乘三等车了。售贾员看她穿得破烂，就赶她到三等车去，而她拿出五块一张的钞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钱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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