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 上页 下页 |
杨刚(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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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①这是包贵思留下的见证。 ①胡绳、袁水拍:《追忆杨刚》。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白色恐怖之下,她毫不悲观。她是一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战斗。文学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作家,总不能把创作当成消遣。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鞭答的力量、揭露的效果,认识的价值。尽管很惨,尽管窗上爬着黑影,但不久就是黎明。《爱香》写一个年轻的使女,她生活在辛酸和打骂之中。但她不愿自己的命运是一头被拴在磨坊里的驴,使生活磨灭自己。她有自己的意识,倔强地寻求报复。在一次毒打后,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着自己的前途:“既然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哪一辈子能消灭呢?人生在世上的苦恼,哪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吧。倚着这仇恨来活下来,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到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了仇恨。” 这是力量、希望,也是追求! 这是杨刚创作中的思想境界。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颌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当卢沟桥上炮声响起,便吻别只有三岁的女儿,投入抗战一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北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那时,由于爱她,杨刚必须离开她。但当北平落入敌人的魔掌时,她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我十分激动地读着她的抒情诗般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她的痛苦、热爱、愤怒、仇恨、抗战的呐喊,她的身心都在燃烧! 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 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星月都茫然而飞逝了,日光 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婴。我的心像秋雨一样湿淋凄晦,我的 手,我的脚震颤失次,血流在脉管中嘶鸣! 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 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 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 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 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 身心! ……我听见了北平的太息,那悠长、深厚而无言的大息,那 是北平的召唤,是她要她女儿回家的命令! ……中国的皇后被强盗摘去了她尊荣的冕旒,而抛弃在泥 尘里,像一个随营公娼一样蒙受着万骑蹂躏!那是无抵拒的摧 残,那是绝望的强奸!死亡,严重耻辱的死亡,坐在北平头上。北 平,我们庄严华贵的伟大母亲! ……弟兄们,动身吧!……打回北平去!……不是今天,就 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 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 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这烈火般的感情,悲壮的声音,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杨刚——一位北平的女儿,赤诚的爱国者! 八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任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不为共产党说话,但老板为了拉拢读者,给了副刊一些自由。杨刚就利用这点自由,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 在香港,她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她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由于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浩烈之徒”。四个字,概括了杨刚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岭南大学教授,还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到文协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住在隔海的九龙。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九龙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将落入魔爪的时候,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冒着危险,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如《中国建设》的爱泼斯坦)隐蔽和撤退。最后,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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