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丁玲(3)

丁玲(3)

　　丁玲和她的作品受到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重视，同时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丁玲对我们说：“一篇文章拿出来，没有意见，听不到好，也听不到坏，最怕这个。石头抛到水里还起波纹，何况文学作品。有赞同有反对是正常的。”

　　谈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爽朗地笑了，但笑声里却夹着一层淡淡的苦味。她说：“有人讲‘莎菲就是丁玲，她玩弄男性，追求性爱……’这些人不懂。莎菲怎么能是我呢？我那时与胡也频住在一起，还是比较幸福的，不像莎菲那样，整天关在屋子里很难受。但有没有作家的东西，我认为任何作品都不能超出作家的思想，一定会有，没有不可能。这个作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有，但不是什么性爱，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种苦闷的东西，寂寞的东西，我都厌倦了的东西。到底追求什么，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向往的是她还没有把握的……”茅盾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说过：丁玲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莎菲的反叛精神是可歌可颂的，她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叛行为是值得当时的青年引以为戒的。

　　在黑暗中寻找“新人”

　　1928年2月，北国还是隆冬季节，风雪用残酷的本性妄图扑灭腊梅的光彩，而此时的江南，春风已经开始在阡陌间倘样，挑逗溪流歌唱了。

　　丁玲和胡也频带着希望从北国来到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跨入生活和创作的新阶段。

　　在萨坡赛路二〇四号设备陈旧而雅致的新居里，丁玲、胡也频又开始摸索探求。胡也频阅读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并写作诗、小说和剧本。丁玲埋头创作，写了短篇小说《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同样由叶圣陶发表在《小说月报》的头条上。不久叶圣陶来信，表示可以出一本集子了，他亲自去交涉推荐，终于在十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丁玲解释说：“我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着光明的女性，所以书名定为《在黑暗中》。”

　　在创作的同时，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组成红黑出版社，“带着横竖要搞下去”的决心出版了《红黑》月刊，但是出过八期后还是不得不停刊；与此同时他们还编辑《人间》月刊，由人间书店出版。

　　1929年春天，丁玲的母亲来到上海，她头发白了，皱纹多了，但仍然是那么可亲、沉静。两个年轻人生活尽管十分拮据，在母亲面前还得装得富足安逸。他们借钱借债，带母亲逛上海，游杭州，希望历尽艰辛的母亲得到安慰。

　　以后不到两年，丁玲的创作获得丰收，写下《潜来客的月夜》、《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岁暮》、《小火轮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走后》、《在一个晚上）、《野草》和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说。

　　在她前期的短篇小说中，主要描写不幸的妇女形象。有穷学生、小教员、作家、乡下姑娘、热恋中的少女以及任人践踏的娼妓。她们有的已被时代唤醒，有的冲出了家庭，有的正在挣扎追求，但黑暗的社会使这群女性找不到出路，最终成了生活、命运、感情的俘虏。她们仍然是一群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又不知光明是什么样子的女性。丁玲透过她们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大革命失败后人们的精神苦闷和病态心理。作品多为凄楚、痛苦和愤懑挣扎交揉在一起的感情。其中有些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但同时潜伏着不满现实、追求光明的力量。

　　胡也频、丁玲身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漩涡中，“革命文学”的论争也不断影响着他们。到了1930年，上海又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胡也频、丁玲积极加入这一阵营，并投身革命实践。形势要求他们创作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作品，胡也频于1920年写下《到莫斯科去》，这年又创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资产阶级作家向无产阶级作家转变的过程。丁玲这时也逐渐意识到生活天地的狭窄以及立场感情上的限制给她创作带来的局限性——“染上一层感伤”，“看不到应有的出路”，“有着很坏的倾向”。（丁玲：《我的创作生活》）她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和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她的小说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从对旧势力不满、愤懑到走向革命的新一步，代表作应当是《韦护》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韦护》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模特儿。描写一个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青年韦护，爱上了少女丽嘉，热恋中两人都感到不快，丽嘉因为爱人忙于工作，没时间对她温存，而韦护则由于恋爱妨碍了自己的革命活动。矛盾中，韦护忍受痛苦，割爱出走，丽嘉也在痛苦中决心振作起来，投身革命。男主角是丁玲创作中所塑造的第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女主角则是从追求个人幸福中逐渐醒悟过来的新女性。新人。新事、光明，从感人的故事中透过来。丁玲说：我“曾以他（指瞿秋白）为模特儿写过一篇恋爱与革命的中篇小说。虽然我并不满意，我没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现充分，那是我当时不易做到的。”（丁玲：《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光明日报》，1980年3月21日）对革命者的形象写得比较模糊，对革命实际描述得不够具体真实，确是这部作品的局限，但是丁玲探索寻求出路，对革命热切地向往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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