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冰心(9)

冰心(9)

　　《分》具有几分童话色彩，它写两个刚降生的婴儿（他们都会说话，都有成人的思想，又有天真稚童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对话，对比，表现了不同家庭（一个是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屠户的儿子）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前途，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深挚的爱与同情。当他们刚到人间的时候，在医院睡一样的床，穿一样的衣，一俟离开那里，这两个小小的新生命便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并开始了不同的奋斗。那屠夫的儿子有着自己的骄傲，他认为“我父亲很穷，是个屠户，宰猪的。……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他还对那教授的儿子说：“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周，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

　　从《分》发表之后，冰心又写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等等，这些小说都显示出更深的社会内容，大异于以前的作品，这无疑是冰心的成熟和进步。冰心在她的《自述》里曾写道：

　　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
　　担在途中。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
　　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
　　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
　　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
　　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
　　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裁下平凡的小小的
　　花，给平凡的人看！

　　每个作家，企图描写什么，都必须有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感受和认识。关于小说创作，冰心曾多次说：“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从“五四”到“四五”》）这是冰心十分合乎实际而又十分诚恳的自白。当然，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群及其生活，就是一位诚实作家的伟大人格。

　　六

　　“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

　　三十年代，中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每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

　　1936年，吴文藻教授因获得“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而前往欧美访问，冰心同行。行前，郑振铎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冰心初次会见茅盾、胡愈之等人。在欧美游历了一年，所见所闻，在冰心心底投下了浓重的暗影，同怀着亲亲的母爱、儿童爱，礼赞云霞的变幻，大海的壮阔、繁星的灿烂的第一次赴美留学的情况十分不同，她感到不满和失望。当一回到祖国，正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从此开始了流离迁徙的生活。

　　1938年9月，她全家迁居到云南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教授。那时期，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证，冰心身体虽然不好，但是为了生活，还不得不扶病执笔。1940年底到四川重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下，曾主编《妇女文化》半月刊。1941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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