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冯沅君(2)

冯沅君(2)

　　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更大的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封建传统，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围的舆论将压得寡妇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好行装，梳上长辫子，穿着长裙，跟着兄长义无返顾地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车站的驻马店三百余里，乘坐马车要走三天多。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参加了入学考试。这次应考只考作文一门，她早在家乡自学时，六朝小赋就已写得相当纯熟了，由于水平比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为，为她壮了胆，她欣喜若狂，更加无所顾忌。

　　冯沅君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

　　她所在的女高师，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学生当中争民主、自由的热情，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把校门加上一把大锁。冯沅君第一个搬起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为同学们打开了通路，使奔腾的革命浪潮，冲出校门，与社会相汇合。

　　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她还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演出后，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的名宇的变易上。

　　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首先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对封建家长的小小不驯和反抗。

　　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跟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脱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她在较之过去更加广阔的生活里，寻找着爱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她的创作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她连续写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以泳女士的笔名在创造社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

　　陆侃如在《卷葹》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没，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绝之后波表的时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创作生涯。三个集子《卷葹》（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统地表现了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过程，仿佛是一个女性青春时代的“自传”。

　　鲁迅曾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确切地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陆侃如先生在《劫灰》后记中说：“她的小说分集，大概视风格与题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风格与题材可以‘卷葹二字与‘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表之。”

　　小说集在1926年出版时，共收四篇，再版时又加二篇，即《写于母亲走后》和《误点》。

　　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她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女主人公身上潜藏着青春的生命活力。她们宣言道：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主人公是一个将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敢女性，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但又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她抗争之后，便一下子陶醉在爱情里，而不能自拔。

　　“一切，一切，世间的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房中——我们的小世界——的空气，已为爱所充满了。”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