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袁昌英(3)

袁昌英(3)

　　五

　　碧波荡漾的东湖和松林，桂花掩映的珞珈山，是武汉极美的风景区。1932年至1937年，袁昌英就居住在这里。她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和评论，发表在《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现代文艺》及《武大文哲季刊》等杂志上。连同1932年前两三年的一些零散作品，袁昌英将其收集起来，出版了《山居散墨》。这本集子是袁先生在这一时期从事教学、研究和创作的实绩。理论评论方面的著作，包括《论戏剧创作》、《文学的使命》、《法国近十年来的戏剧新运动》，以及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皮兰德罗等著名作家的创作特色的文章。由于她精通英文、法文，有较深厚的外国文学艺术修养的功底，她的研究是比较有系统有价值的。在一些文艺观点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像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目的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同时存在一些糊涂的看法。

　　这本集子中的随笔部分，写得相当精采，有些是记录她在国外生活的所见所闻，写得像小说又像散文，既有揭露西方社会黑暗的，也有歌颂美好高尚品德的。这些赴欧游学的生活片断描写，写出了较深刻的思想意义。最后三篇《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后的感想》及《新春感言》，以个人游历为主，叙事、记游、写景，追忆往事、古今感怀、咏物抒情，无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袁昌英这位爱国者，将多年的私蓄交给学生捐献国家。这年冬天，武汉大学迁校至四川乐山，袁昌英全家溯江而上，来到四川。先是在重庆南岸暂住，然后到乐山，与周鲠生、刘秉麟两家同住在城中心的鼓楼街的一所中式宅院。八年的抗战岁月中，这座山明水秀的川西小城，成了他们的家园。1939年9月18日，日寇狂轰滥炸，全城精华付之一炬。袁昌英家被烧得精光，一家人死里逃生，暂住亲友处，一时靠亲友周济生活。以后为逃避空袭，搬到离城四十里的农村。1943年，他们搬回城内住陕西街，与苏雪林家为邻，凌叔华也住得很近，三位当时有名望的女作家经常往来。

　　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靠薪水生活的人，日子日益艰难，但袁昌英一直保持饱满的精神，她教授莎士比亚、希腊悲剧、近代欧洲戏剧和法文。除教课外，她还写作。在她的一篇散文《忙》中，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状况：“忙，像我这么一身兼数种要职的大员，怎样会不忙呢？我是个主妇。当然跑厨房，经管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又是母亲……又是个教授，每星期八九个钟头的正课，编讲义，看参考书，改卷本……因为我自命是个作家，就有许多杂志、书店、机关、社会邀我作文章。”

　　在这期间，袁昌英创作了四幕话剧《饮马长城窟》，出版专著《法国文学》，还把发表的散文、杂文，结集为《行年四十》出版。

　　在她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是歌颂抗战，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她在文章中呼吁：“中华民族是不朽的，我们必要牺牲个别的小生命来维护这种民族的不朽……”她的抗战剧本《饮马长城窟》，歌颂了国民党军人中爱国抗战的力量，揭露了汉奸叛徒的罪恶。

　　写《法国文学》，是在一个暑假，她不顾酷热，推开家务，躲进一间“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室兼便房的屋子里”，埋头苦干。三个月，写成了十万字。

　　杨静远回忆说：“我母亲总是抱着活一天就要积极有为，不虚度光阴的向上的态度，这对我影响特别大。1941至1945年，我在武大读外文系。在她的影响下，我开始对写作、翻译发生兴趣。她鼓励我大胆地写和译，不要怕幼稚、不成熟，路是闯出来的。”

　　袁昌英就是这样奋斗不息地对待一切工作。

　　七

　　1949年5月，袁昌英全家在武汉迎来了解放。在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学习，她对马列主义有了认识。杨静远说：“我看到母亲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逐渐消除了疑虑，对共产党转而信任和拥戴，对新社会充满感情，情绪很高。她常把我的小孩举在膝上一边颠动，一边高兴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写过一篇谈思想改造体会的文章，形象地用外国文学中火凤凰的典故作比喻形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经过烈火锻炼，旧的躯壳化为灰烬，从灰烬中诞生了神鸟——精神的新生。她还热情地将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她在政治上有积极要求，加入了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

　　武汉大学外文系撤销后，袁昌英转到中文系任教，为了便于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利用苏联的资料，她以六旬高龄开始学习俄语，并达到了能翻译资料的程度。

　　袁昌英曾参加武汉三次文代会，被选为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1956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杨静远回忆说：“这时期，我从母亲的通信中，感到她心情舒畅、振奋，向共产党靠拢，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和热望。”

　　袁昌英的晚辈，终生挚友周如松（周鲠生之女），对袁先生了解颇深。她说：“袁先生为人胸怀坦白，开朗豁达，平易近人，朋友们曾笑她的字典上没有愁字。但她的思想单纯，心直口快，从不谙人间利害关系，因而也有无形见罪于人之处，招致大祸。”到了1957年，她积极参加鸣放，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除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每日扫街……从此，她坠入痛苦的深渊。1964年，她的右派帽子被摘去了，但并未重新起用。她这样一个热爱工作并有着旺盛精力的人，被迫呆在家里，同家庭妇女、保姆们一道开会学习。这种沉重打击，并未使她完全绝望，她每天仍然练楷书，读文学刊物，打算以有生之年重译莎士比亚著作。1966年，她遇到更大的不幸，9月，与她生死患难四十五个春秋的杨端六先生病故。1970年，又遭到进一步迫害，被当作“五类对于”遣送还乡，回到湖南醴陵农村老家，住在一个远亲家里。这种遭遇，对于一个学者、作家来说，精神上的痛苦和寂寞是难以言状的。1973年春，当地公社调查了她的问题，为她落实政策，作了不是历史反革命，属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结论。但是，七年的折磨摧残，耗尽了她的生命力，就在这一年的4月28日，她与世长辞，葬在家乡她父亲的墓旁。

　　1979年秋，武汉大学共产党的组织为她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问题，同时，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于1958年所做的错误判决。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选》（李杨编选），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版她的作品。

　　袁昌英，这位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早期女作家，她的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等著作，虽然现在只能在图书馆的藏书室里找到，但作者的名字，却应该公正地写进文学史册之中，让她有血有肉地站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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