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41)

四一

　　特别是1989年后半年公布了邓为军事家，这样做也许还有出于当时政治原因的因素。中共的这个决定表明了党与军队本质上是统一的，党和军队的这种统一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一直存在着。

　　邓小平作为军事家，对他任何的军事背景或技能的描述，乍一看来似乎有点奇特。在太行区和刘伯承共事之前，他的军事经验是很有限的，并且也不太成功。在广西作为政治组织者，他最初没有参与军事事务，1929年和1930年百色和龙州的起义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起义遇到来自国民党的进攻和法国人的抵抗时，邓和他的部队便撤走了。红七军最终被迫撤到了广西，在撤退途中红七军的指挥官们被打散了，人员损失极其惨重。在长征途中，邓的角色似乎完全是一个政工干部。

　　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军事的原因，邓小平在1938年初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一二九师是在长征途中和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一个人所指挥的部队的基础上组建的。毛选择了邓是颇为得意的，首先是因为毛信任邓——由于邓在江西苏区的表现——其次，毛了解邓年轻能干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然而，在抗日战争中，邓的政治和组织才能变成了军事技巧，他在解放军中很快赢得了优秀指挥员和领导人的名声。

　　1937年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时（当时邓还没有去一二九师），只有6000人；但到了1940年，一二九师的人数已发展到了20万人。邓在军队中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变成了第二野战军。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军队依靠社会改革、民族主义或两者都有的口号，充分地发动起了农民。这些口号，无疑组成了邓的战略的一部分。邓所招募的新兵，大部分都不是那些有土地的农民，而是那些没有土地的苦力和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战争难民（来自城市或农村的劳工）。有坚强性格、有正义感和作风坚决果断的邓小平，对这些人表现出了同志般的关怀，并为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四十年代，刘、邓领导的军队——开始是一二九师然后是第二野战军——在中共内获得了一个与其他共产党的部队完全不同的名声。刘、邓的军队主要由于他俩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一直是一支最团结的军队，这种上下一致的团结，正是刘、邓军队的力量所在。

　　邓在创建他和刘领导的军队的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使他在军队中获得了与刘同等的地位。在1947年，他们俩一起率领部队步行南下到大别山区，人们普遍认为这本来是一次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军事行动，他们没有保住他们的阵地，因为他们一直向前走，并且他们的前进几乎完全是靠突袭进行的。然而他们却为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原战场。邓小平在内战中，参与淮海战役的领导工作，这基本上是真实的。党中央授予淮海战役前线委员会行动的自主权，所有的命令，必须通过邓的批准才能生效，邓是毛所任命的前线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邓在1938年后，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角色，对他1949年后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处于党的军职干部和文职干部之间的邓小平，很快成了军事指挥员中的政工干部中的军事指挥员。高岗事件使他实实在在地扮演了这种角色。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仍然是他继续扮演的一个角色。

　　当然，大部分党的文职干部在1949年前的那些年代中一直属于军队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邓对军队工作的参与当时和后来一直都超越了这一标准。他在解放军中建立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当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烦时他在军队中的良好群众基础不止一次地给他提供了帮助。他在军队中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军队生活，并且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与新结识的军队领导干部相处的很好。同时，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对原来一二九师、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部下，给他们在解放军中获得了重要职位。这一点，在五十年代中期军衔的分配工作中他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很重要的。此外，邓与他在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老部下继续维持的关系，决不仅限于军队事务，这种关系逐渐在军队以外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西恩·派伊在讨论邓的政治风格过程中，着重探讨了邓政治行为中的传统因素。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邓由于长期受军队生活的熏陶，那么军队的文化很可能对邓后来的执政的方式带来了影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邓服从上级、领导下级。当他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他也期望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不管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

　　【政治家】

　　邓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他的前几任领导相比，证明他还是成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点夸大。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邓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领导人都做的贡献大。他出访过美国、日本、法国、东亚及东南亚。通过各种方式——文化的和个人的，还有政治的和经济的，都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国际传播媒体，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的这一目的。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在1976年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保护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价值的缩影。当然确切地说，这是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像毛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相当令人费解；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邓对待党的价值、结构和使命与毛有明显的不同，至少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是如此的，这一点也许能够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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