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35)

三五

　　那些参加民主运动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看作是忠诚的在野分子，认为他们是赞成提倡民主的，因为“民主”的确是三中全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也有一两个示威者和贴大字报的人矛头直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甚至邓小平本人。

　　邓给新的“社会主义民主”下定义时的反应极为迅速，在1979年3月底就理论工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邓提出了用来判断良好政治表现行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违背这四项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遗留问题”】

　　除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以外，中共领导在三中全会之后还要面临如邓所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中共必须决定怎样处理在押的“四人帮”，正如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应怎样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这些问题必然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们的未来命运有关。尽管他们至少对逮捕“四人帮”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却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而进入领导班子，从而在政治上获益的。

　　对中共历史的重新评价虽然在三中全会上通过，但贯彻起来却不大顺利。比如关于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地位的问题，在细节上有待讨论，但在平反问题上很快就得到通过。刘的遗孀“文化大革命”以来在1979年2月的春节联欢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然而，重新评价也牵扯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还会和“四人帮”的最终处理有关。邓强调为了支持现代化必须健全民主与法制。

　　对“四人帮”、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审判由于讨论更广泛的问题而延迟了。邓总是希望共产党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清楚地区别开来，后者是1949年以前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也希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在1958年之后的行为区别开来。如果不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全部推给“四人帮”，再把毛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也推卸掉，而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方才上台，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毛也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一定的责任，而且认为毛在1958年后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本身，那么毛后来的一切行为都值得怀疑，华国锋也跑不了。

　　按照邓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全盘否定了。八十年代由胡乔木牵头的一个小组在邓和胡耀邦的指导下起草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多次传阅讨论，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最后通过。此时，华国锋及其他与之有牵连的中央领导人——著名的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认命，有的自动下了台，有的被降了职。

　　理所当然，始终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们，都应该彻底官复原职。这个程序在1979年仍在继续，当时不少“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形成了一股复职潮流，其中有邓以前的同事们——包括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和其他几个恢复中央委员的人。同时，彭真被重新任命，赵紫阳则是首次得以任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1980年2月，为刘少奇进行了身后平反，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四个政治局委员被撤销职务。然而，这并不是清除，只是降职，和邓重新强调的党内民主是一致的：既不威胁其生命，也不威胁其生活。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取代了华的国家总理职务；八十年代初，开始对“四人帮”和那些仍然在世的林彪同党进行审判，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此时，华已经主动辞去了中共主席的职务，邓当时已经76岁了，以年龄大为理由拒绝出任主席一职，随之胡耀邦成为主席，不过邓的确是同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

　　邓的意思很清楚，想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尽管他大概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新的而是看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作风的一种再现。1980年1月，他建议在宪法中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了听取更广泛的意见，邓决定树立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比如，1980年他到四川视察，当他在风景名胜点停留时助手曾提出关闭峨眉山，邓拒绝了；他还拒绝了为他个人进行川剧表演的提议，他说，他完全能象普通老百姓那样去看演出。根据同样的精神，在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取消了中共主席这个专门为毛泽东设置的职位，代之以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治改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的政治改革计划和解决新领导班子直接面临的政治问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虽然批评了华国锋在毛死后的两年中犯了“左”的错误，也断然否定了毛泽东本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文化大革命”，但“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传统的重新解释，更能证实邓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对那些传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党内民主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复这些传统。

　　尽管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解释在1981年6月方被共产

　　党正式认可，但邓在此之前坚持不懈地论证这件事，已颇有一段时间，尤其他于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对他的政治改革态度最彻底的一次阐述。事实上，在那之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无论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政治改革这个主题，总是从对这次讲话的分析出发而展开讨论。他强调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统化，领导班子恢复活力，重新建立党内民主，并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这些都成为邓在整个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实际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着强烈的共鸣。

　　在邓看来，政府工作体系化对于鼓励经济现代化及保持党和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都有必要。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有效地分开，个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建立行政秩序。这些要求的产生基于他对三种倾向的批判，这三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特别严重，但也是共产党长期面临的问题。一种倾向是党逐步代替政府，邓第一次谈到这个倾向是于1940年初在太行山区时，虽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战时条件下。

　　根据邓的观点，中共应该是引导而不是统治：如果党代替了政府，那么两者都不能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政府等待共产党的干涉，而后者却负担过重。第二种倾向是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集中于中共的手里，而且集中在想垄断党、军队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几个特殊的个人手里，从而使政府个人化，也导致效能差。第三种与其有关的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种倾向：往往没有责任制和行政制度。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