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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很快,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场争议。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通过断言“文化大革命”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次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来为这次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名。此外,通过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他强调了毛把矛头对准“走资派”的正确性。对比之下,邓却强调继续发扬党的传统和工作方式的必要性,邓的断言与华恰恰相反。事实上,到这年年底,随着军队现代化机制的引进,邓已经在开始实施至少从1975年以来就在蕴酿的计划事。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初,当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进行。随着毛的去世,在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一如当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所出现的那样。然而,这次是那些在1967—1968年间被解除职务的人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时候,他们当然要支持邓,主张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着毫不奇怪。

  邓在1978年的地位非常稳定,他能出访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制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种安排(1974—1975年他曾负责谈判);出台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新政策。这实际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对着干的。同时,他继续建立他的改革联合体,这时胡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重新改写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文章从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毛在延安的口号“实事求是”中得到启发,实质上它论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提供的观点和基本原理,而不是主席语录的文字本身,“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的高级和有影响人物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罗瑞卿(就在他8月份去世的前不久)和李先念等人。1977年,曾要让邓承认他所犯过的错误。到1978年底,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支持“两个凡是”的人所犯的错误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它之前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高潮来临。这两次会议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共持续了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会议,越南边境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中美宣布两国将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是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事件引发的“民主运动”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展起来。

  此次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当然也可以说它标志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改革时代的开始。会议决定把经济现代化提到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来;通过政治上、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改革来支持经济的现代化;为许多还没有得到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前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翻案,包括邓以前的亲密战友陶铸和彭德怀,还有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恢复党的民主;分散农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初步评价后,还要进行比较彻底的评价。会议批准了中共北京市委在11月中旬所作出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事件。

  尽管三中全会的结果当时并没有马上显示出来,但实际上华国锋还是在保持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地位的这场战斗中输给了邓,不论后者正式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前者均是满盘皆输。邓曾在六十年代初支持的和七十年代中期再次支持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方针政策现在能够得到贯彻实施了,曾经一起合作共绘蓝图的那班子人马现在又一起控制着共产党和经济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邓一直不厌其烦提倡的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政策,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对于邓来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把他的远见付诸实践的真正挑战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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