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24)

二四

　　尽管领导班子基本是团结的，但在下一步该干什么的问题上还是意见不一致。对过去的错误，究竟是错在哪一步、原因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致。1961年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这些事，毛最初的态度认为是他的责任，“大跃进”尽管有错误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党应该把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尽管其他人还不倾向于与毛对抗，但也坚决认为象“大跃进”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后决不应重演，应尽快把经济恢复到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

　　邓起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务实的舆论，制定一些符合实际的新的政策。他的这一设想得到毛的赞同，确实取得了成功。1961年3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在这以前邓和彭真曾在北京以北的一些公社进行过调查，所以有了准备，特别是邓提出人民公社成立得太快，没有作认真的调查和充分的准备，毛接受了他们的调查和结论，不过他仍认为他们的调查仅是中共需要学习的经验的一部分。

　　由于毛的批准，要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建立了几个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由中共一位主要领导人主管并负责起草有关政策文件。比如毛负责公社，薄一波负责工业，李先念负责财政，周扬和陆定一负责文化，彭真负责教育，整个过程由邓小平通过书记处来具体协调，书记处还另外建立了三个协调委员会，分别负责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工作。这分别由陈云、彭真和邓本人主持。

　　六十年代初的这些大事，在“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中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时出台的政策文件，似乎完全推翻了“大跃进”时的政策：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而不是政治；现代技术是一种新的推动力，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从外国引进；以资本为主的投资，逐步地取代了动员群众；公社要建得小一点，基层单位仍然恢复到生产队——相当于1955年后半年所建立的小合作社（大部分地区）；重新强调教育质量；重新重视农业技术。当时提出的这些想法成为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实行改革的理论基础。此外，薄一波、李先念、周扬、陆定一、彭真、陈云和邓在后来改革中如他们在经济恢复初期一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邓和彭真似乎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相结合的“智囊机构”来帮助他们调查和研究，后来在八十年代，这样的机构正式建立起来，而且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因这个机构常在北京西郊的一幢楼内开会，所以那幢楼得名为“畅观楼”，它通过纵观“大跃进”时期的所有主要文献和一系列更详细的调查，为两位中共领导准备好了关于一系列问题的报告，他们的结论是支持以计划而不是以动员为基础的政策。在整个五十年代，也可以说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发动群众和“群众路线”对邓来说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也许他关注的是“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能认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就是“群众路线”。特别在1961—1962年期间，他多次对“群众路线”的实质进行了解释，提出动员群众的方法不止一种。在经济工作中，群众运动可能是既不妥当又有碍生产。正如他在中共八大会议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执行好群众路线还需要讲究方式方法。事实上，如果要使党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才不会导致对运动的厌倦。

　　邓在1962年1月至2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次召开的有700人参加的会议，得出了对“大跃进”的评价，决定了将来的行动计划。邓再一次强调了党的纪律、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中央工作会议没能解决造成“大跃进”问题的原因及将来发展的战略。倒是对自我批评的必要性说了不少——比如毛明显地坚持说他在去年年底作了一次正式的自我批评，邓也提交了一份中央书记处的自我批评。尽管这些领导人的观点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极端，但他们坚持的观点确实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是一次经济性的大灾难，决不应该再发生，将来的政策应以经济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因素（天气、苏联援助的撤走）和没有使群众充分地政治化都是很重要的，将来的成功要取决于党内整风运动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这些就是接下来的“四清”中的首要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阶级斗争】

　　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在未来的政策上形成一致意见，不久之后发现经济危机比原来最悲观的预料还要糟，这就使事态更加恶化。政府面临比原来想象的更大的预算赤字和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此，邓提出生产是首要的，并强调“只要我们能很快恢复生产，不管怎样做都没有关系”。他在1962年7月对共青团的一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对团员的讲话不是偶然的，当时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他从40年代以来就是邓的部下，后来在80年代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邓的讲话和动员群众的政治理论直接发生了对抗，而后者正是他从1943年2月在太行山区对党的干部的讲话一直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上的讲话中一直所持的观点。他把动员群众的理论批评为极易导致过分热情和过左的行为。他引用来自工业和农业的例子，但省去了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最犀利的批评。他认为这两者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都来得太快，结果生产不能持续进行。他讨论了各种解决办法，包括对所有集体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但邓在当时似乎没有提倡像在安徽省试验那样把整个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作法，那次试验就是70年代后期所引入的，当时他赞同的是小型的合作社。尽管当时把所有这些建议和主张用作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这些主张都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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