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61)_伊文思

六一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邓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对此进行监督和指导。另外，他还负责两项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是对“改革”进行说明。

　　邓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邓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邓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轻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却悻于毛最后二十年的理论。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协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长达四十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另一些人则主张可以给鸟更多一些自由，但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因而这一决议很含糊。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革”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毙派的统一战线（1949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的）；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文革”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柳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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