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55)_伊文思

五五

　　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译注）。会上他只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O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空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未，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来越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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