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30)_伊文思

三〇

　　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棒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观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体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大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他所说的党的作用和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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