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3)_伊文思

三

　　如果这些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很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的另一部分）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瀑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本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煽动武昌驻军的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驻军的暴动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十六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他的儿子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中山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连结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便产生了。孙性格软弱，所以他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以后八年，全国的政治与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看清楚了，袁世凯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然后谋杀了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要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家乡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厂，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一百三十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一干六百名学生，其中约三十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祥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不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比较贫穷的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优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六十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就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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