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日记(11)

一一

　　§一九八〇年十月一日

　　今天是国庆节。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在昨天中午举行过，因为已有三个国家把10月1日作为国庆节，除了我国外，还有尼日利亚和塞浦路斯，维也纳的塞浦路斯使馆一般不举行招待会，所以我使馆每年要与尼日利亚使馆协商，分别在9月30日和10月1日举行。这次国庆招待会也是我的到任招待会，到的客人很多。我呈递国书后正值夏季休假，到假期结束时离国庆节已没有几天，只能把国庆招待会同我的到任招待会合并举行。我们使馆举行招待会为了节约经费，都要靠大家一起动手，特别是国庆招待会客人多，而且是冷餐招待会，更要忙上很多天。昨天大家大忙了一阵，今天正好休息一天。按部内通知，从10月1日起给大家增加一些津贴，虽然增加得很少，大家这些年来已习以为常，也感到很高兴。我原来每月115元人民币，增加到150多元，最低的工勤人员由50多元增加到近70元。

　　国内很多的同志以为我们外交人员来回乘飞机，坐大汽车，穿西服，同别人干杯，好像很舒服，很优裕，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国外工作上是紧张的，生活上是俭朴的。在“文革”开始时，中奥还没有建交，只有商务代表处，奥地利的极“左”派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说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资产阶级化，穿高档服装，坐高级汽车，出入资产阶级场所，专同资产阶级打交道，结果领导同志被批斗，大批外交官被调回国参加运动，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上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这封信是极“左”思潮在国外的反应，所说的事是极端夸大和歪曲了的，严重丑化了中国外交人员的形象。

　　建国以后，使馆工作人员和其他驻外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接近第三世界外交人员的水平，但同国内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因此很多老大使向部内提出适当减少国外工资。后来，国外工资不断受到国内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反右派运动后，降低了60％，几个月后感到降得太多，又回升了10％。当时的工资只比国内多3倍左右，因为在国外吃饭穿衣开支比国内大，家属的费用也要多，不能算高工资。到了“文革”，大批特批高工资，决定取消国外工资，改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伙食尾子不发钱，只发水果、蛋糕之类实物，供应从洗衣粉到卫生纸等，洗外衣和外出理发按国内价格报销，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发很少津贴。外国人说我们是“小费工资”，实际上比小费还少。我们使馆一年的开支还抵不上日本大使一年的工资。我从1974年担任大使后一直是每月115元人民币的津贴，终于到今年（1980年）10月1日起将增加30多元。同志们虽然感到很拮据，要积一年的津贴才能买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有一些意见，但仍兢兢业业地工作，说明了我们的驻外人员是能够体谅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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