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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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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会议在一一认定上述种种对谭政的诬蔑、指责,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后闭幕。然而,问题并未结束。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希望谭政同志在今后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进一步地进行检查”的规定,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还要对谭政等人继续“揭发批判”。对谭政等人的政治迫害,并未就此罢手。 1960年10月25日。北京某地。总政党委扩大会议。 金秋已过,天气渐冷,在北京某地召开的以整谭政为宗旨的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也如同自然气候一样,在冷酷寒意中一天冷似一天地在激烈进行。会议马拉松式地从10月25日,开到次年的1月25日,长达三个月即九十天之久。在这长达九十余天的漫长政治劫难中,谭政又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轮番“轰炸”。最后,会议以作出对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成员的处分意见,而告结束。处分意见写道: 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谭政为了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 随后,中共中央批准井转发了总政党委的《整风工作报告》。谭政被撤销了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副主任。刘其人、姜思毅由部长降职为副部长,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治部。以后,又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撤销了谭政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撤销了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着,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又撤销了谭政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军队改革薪金制度时,又给谭政行政降两级的处分。谭政这位投身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大将军,今天却遭受了内部的迫害,饱尝了逆境的苦衷。 然而,他没有灰心,没有泄气,没有绝望。在遭遇迫害中,他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马列主义武装在胸,宁做逆境不倒松。在谭政挨整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谭政的心境也达到了人生的底点。他昼不愿出,夜不能寐,生活无趣,饭食无味。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掉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烟雾燎绕,愁云笼罩。有时候,他独自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谭政的心情,是郁闷的,压抑的,愤怒的。 他实在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谭政不去。也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谭政也不去。实在憋闷得受不了了,他去了他的前任、老领导、老上级罗荣桓元帅家里。谭政与罗荣桓是几十年的老知交了。谭政来总政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就是家里出了什么纠纷,也是找罗帅来给调解。当谭政颓唐地来找罗帅的时候,罗帅便说:“你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委屈,你就尽管说吧!我虽然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至少可能给你参谋参谋。” 谭政心情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罗帅虽然身体不太好,有些事情不太过问,对谭政的事情,他还是知晓的,但由于事关林彪,甚至关系到主席,因此,有些话他也不太好直说。尽管罗帅认为,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但从组织原则上讲,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罗荣桓只好从正面劝慰谭政,要他服从中央的决定。谭政还问罗帅:“主席同意这么搞吗?”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还是要继续工作嘛!不要老是这样垂头丧气的!”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底气不足,没有说服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这个反党分子,还能干什么呢?”罗帅回答道:“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谭政采纳了罗帅的意见,果然精神振作了起来,下到他分管单位的基层去了。 谭政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安慰而已。然而,重新振作起来的谭政,确实没有在逆境中屈服,他真的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他的副主任来了。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的通信站,检查那里的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他们谈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他跑到公安总队的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他跑到武汉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三个月。谭政回到北京,一见到罗帅,便兴致勃勃他说:“大有收获,大有收获!” 谭政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工生产的一些情况,谈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还带回一些不合格产品给罗帅看。谭政告诉罗帅:“有的军工生产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罗帅听后高兴地对谭政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又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但他还是认真地准备了起来。 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等来等去,谭政向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向中央军委的汇报,不仅没得到回复,反而说他写的那个民兵工作考察报告中提出的“三依靠”是与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相对抗,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又一次受到了委屈,谭政又去找罗帅。这时,罗帅的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谭政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谭政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跟罗帅说上一句话。这不能不使谭政悲痛万分。回到自己家中,百感交集,谭政禁不住失声痛哭。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不少领导下了基层,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思想。谭政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第二天,谭政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去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谭政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谭政在这个工厂里认认真真地当了半年多的工人,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是喜欢,很愿接近。 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纠纷,也愿意找他帮助解决。既然是工作组组长,就要管点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去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他带上秘书就出发了。不料,来到南昌当晚,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秘书反问:“这是谁的意见?”电话里传出来一个响亮的名字。秘书只好回答:“知道了。”怎么和谭政交待,思来想去,只好撒谎。“谭副主任,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谭政不解他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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