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16)_虚阁网

一六

　　负责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周恩来、朱德继续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

　　硝石战斗，国民党参战部队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下的一个师。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仗打得十分激烈。

　　红军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粟裕和肖劲光赶到前沿阵地督战，敌人终于被打垮了。红军乘胜猛追。这时，敌人的第二梯队的一部分从背后打上来。

　　粟裕身边已没有队伍了。他以过人的智勇，率警卫员冲上前去追击敌军。

　　这股敌人被击退了，粟裕却受了伤。他的左臂被敌人打中，动脉血管里的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警卫员用绑腿把他的伤口上部扎紧，血才止住了。

　　战士们找来担架，冒雨把粟裕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救护所。

　　山路崎岖，雨大路滑，绑带扎得太紧，担架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救护所。

　　第二天，粟裕的胳膊肿得像腿一样粗。

　　由于伤势严重，粟裕被转送到军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子弹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两边骨头都伤了，而且打断了神经，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

　　医生主张锯掉粟裕受伤的左臂。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

　　如果只剩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太不方便。粟裕坚持不锯。

　　“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他对医生说。

　　战将就是战将，他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但他不能因为残废而离开战场。

　　医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与死神来一次较量。

　　但伤口已经化脓，必须动手术。

　　那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封锁极严，红军医院药品奇缺，设备简陋，医疗水平很低。

　　开刀没有麻药，为了固定受伤的部位，用麻绳把他的手臂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

　　粟裕治伤，丝毫不亚于关云长刮骨疗毒时的坚毅顽强。

　　手术后，医生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半尺长的布条，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反而长了一层顽固的肉芽。医生用一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没能愈合。

　　养伤的将士们一个个走出医院上战场了，粟裕心急如焚。在医院养伤期间，有一天敌人的便衣队袭来，医院的医生和病人立即分散隐蔽。粟裕一跑出医院就被四个穿便衣的敌人盯上了。他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

　　后来，粟裕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奇缺，在当时就算最好的一种外用药品了。

　　这一次，是粟裕第四次负伤。

　　粟裕伤愈出院是1933年11月。他返回部队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红十一军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寻淮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

　　刚回部队，粟裕就参加了浒湾、八角亭战斗。

　　浒湾、八角亭在抚州金溪县，靠近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守军是国民党冷欣的一个师，下辖五个团。

　　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正面进攻，袭取讲湾；三军团迂回其侧后。

　　粟裕率二十师发起进攻。二十师编制不足，全师只有二千多人。

　　奋战两昼夜，攻不下浒湾，被迫撤出战斗。

　　在浒湾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使用了飞机和装甲车。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在战场上最初见识这种现代化的战争工具，红军将士们不知如何对付。有的甚至手足无措。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第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被撤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

　　第七军团在闽赣边执行军事牵制任务时，有一次阻击向江西开进的国民党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从前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同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连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粟裕以为政委同意了，一转身就走。

　　那政委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

　　粟裕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军委来电批评第七军团为何不继续追击。

　　从此，政委把粟裕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浒湾、八角亭战役结束后，部队在一个庙里开会欢迎这位刚到红七军团的新政委，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回来。

　　军团长见粟裕到了门口，便走出来同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新到任的政委就在讲台上拍着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这位政委还不认识粟裕，而对军团长竟然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来一个下马威。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1934年7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已持续了九个多月了。红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败局已定。中共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粟裕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

　　7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征程。先遣队此行，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着民族的安危。

　　离开瑞金时，粟裕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已定，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当此寇深祸亟之时，党内“左”倾猖獗，不可一世，红军的存亡尚在不测之中。作为精忠报国的将士，作为一个怀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于危难之际受命远征，其慷慨悲壮之情怀，自是可以想见。

　　粟裕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追述：

　　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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