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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

  七律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年,
  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
  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
  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
  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

  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
  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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