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79)_虚阁网

七九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中央军委守摊子。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林彪也都未去庐山，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黄克诚没有在意。

　　他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是讲我国现已有一千多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苏日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另一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军委开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于是黄克诚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此时，国内情况开始出现混乱。河北、山东发生饥荒，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亡缅甸的人相当多。

　　看了内部参考，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非常不安。“报告总长，中央急电。”一位参谋递过来一封电报。黄克诚一看，是中央通知他立即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拿着电报，陷入了沉思。

　　黄克诚已经得知，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看来凶多吉少，很可能要遭到批评。

　　他意识到会议分歧严重。

　　黄克诚想：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总的看法基本相同，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也好。黄克诚接彭真电话，让黄克诚和他一起上山。

　　7月17日，黄克诚到达庐山。

　　上山后，黄克诚住进安排好的住房，碰巧正在彭德怀对面。一会儿，彭德怀便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耿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黄克诚接过彭德怀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沉默良久。

　　“彭总，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这样做？”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爽朗他说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黄克诚说。“他不见我啊！”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道。

　　建国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很少见面。彭德怀很有感触。第二天清晨。

　　庐山云雾缭绕。

　　庐山的雾，时聚时散，时疏时密，迷蒙变幻，景色万千。这给那以奇峰异石、青松碧水而著称于世的匡庐，增加了一层奇幻的色彩。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寒暄之后，他们又谈到国家形势。

　　二周和李锐意见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

　　“会议上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谈道。

　　黄克诚同情他们的观点。

　　“我在书记处会上谈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克诚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找谭震林谈了谈。谭震林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黄克诚和谭震林意见不一致。

　　谭震林对黄克诚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却先去看李先念？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不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克诚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谭震林争吵起来。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知道谭震林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的，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谭震林发了火。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这“反兵”二字，黄克诚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他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不料，后来成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据。

　　彭德怀的信发给与会人员后，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来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

　　会议气氛活跃起来，会议一开始就蕴含着的两种意见分歧，转向了公开争论。

　　多数人是基本同意，只是个别文字值得斟酌。对这封信完全赞成和基本反对的，都只有个别人。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发言，他们的意见不得而知。

　　在赞成的发言中，最重要的要算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三人了，后来，他们因此被列入“反党集团”。

　　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是中间一句，两头是一致的。黄克诚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说道：

　　“《会议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作风上的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缺点造成的影响是：第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第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第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受到影响。”黄克诚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

　　“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在别的场合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了，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

　　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七千亿斤，说是六亿人口，人均产量过千斤，粮食过了关。

　　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谁说的？”有人质问黄克诚。

　　“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克诚坚持原则，态度非常强硬。

　　当时，组里大多数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表示同感。有两个人批评他，他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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