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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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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的天》是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毒草……红艺兵工农兵奋起千钧棒,《胆剑篇》毒草现原形——全国一百多位工农兵来信综述……齐学东曹禺反革命罪恶史(资料)……人艺齐学江本刊资料组 这样的文章,人们已经淡忘了,年轻人更感到陌生,确实是值得“子子孙孙永宝之”的文字,不妨选其最短的一篇供读者赏析: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本刊评论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滚滚向前,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长期盘踞在文艺界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个个被冲刷了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撕下了披在老舍身上的画皮,现在又把反动作家曹禺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曹禺是个什么东西? 早在30年代曹禺就抛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他是一个老反革命。 抗战期间曹禺又炮制过大毒草《全民总动员》、《蜕变》,吹捧蒋该死“德高望重”,“廉洁奉公”——他是一只蒋家门楼的叭儿狗。 抗战胜利后,曹禺炮制过大毒草《桥》,把美帝所豢养的“奴才”美化为能救中国的优秀分子,向美帝献媚取宠。后来又投入美帝的怀抱,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是崇美、亲美的洋奴。 解放以后,他又炮制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大毒草,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尤其是《胆剑篇》恶毒已极,它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猖狂地叫喊,“要揭地掀天,将今日的乾坤倒翻!”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为蒋该死反攻大陆呼风唤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总之,曹禺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直利用戏剧进行媚蒋亲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老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开”人物,一句话,曹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有恶必除,有毒必肃。反动作家曹禺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现在是我们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东风,奋勇前进,把反动作家打倒、批臭。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彻底肃清曹禺的流毒! 这种不顾事实、造谣中伤的文字,同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的文章如出一辙。照这位“评论员”看来,曹禺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的一切作品统统都是大毒草。 他终于经受不住折磨而病倒了,住进了协和医院。孱弱的方瑞陪伴着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是一连串的噩梦,似乎他觉得生命就要这样地结束了。人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一个一辈子追求希望,追求光明,而终于盼来光明的生命,他的心底的希望是不能扼杀的,他还是活过来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病,也许是出于一种照顾,才把他放到首都剧场传达室里。每天接待来往客人的登记,打扫院落,这大概是最轻的劳动改造了。不久,从国外传出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在传达室打扫院子的消息。这样,给“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提供了“反宣传”的材料,于是,又把他安排到东城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的家属宿舍看守传达室,传呼电话,接收信件,掏大粪,倒垃圾。以后,又到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等地劳动改造。后来,曹禺同一位来访者谈到: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改。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林彪事件之后,曹禺从劳改农场回来了。家里冷清清的,老岳母已经去世了。女儿万方找到自己的出路参军去了,只有方瑞和小女儿在家。方瑞的身体更糟了,每天都要服安眠药,经常躺在床上,似乎精神上也崩溃了。方琯德回忆说:我记得,曹禺好像是解放了,但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去铁狮子胡同看他和表姐方瑞。他有病躺在一间房子里,方瑞躺在另一间房子里,那景象真是很惨很惨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又能给他多少帮助呢?后来方瑞死了,曹禺像瘫痪了一样。他最亲爱的伴侣,终于没有熬过那最艰难的岁月,恨恨死去了。曹禺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有时,他一个人痴呆呆地守着空落落的房间,不思不想,守候着那无涯的暗夜。方瑞是1974年去世的,她死后,床上撒落着许多安眠药片。是她糊涂了吃了过多的安眠药,还是她清醒地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很难判断了。在那失去亲人的日子里,曹禺六神无主,真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她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都给了他,就像愫方一样“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在动乱中,她默默地支撑着自己,点燃着自己,把苦痛留在心底,把镇定留给亲人。曹禺说:“在‘四人帮’横行时,她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我多大的勇气与耐力啊!但是她身体太衰弱了,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我和孩子们。对于革命,我的朋友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通过我,总想为人民的事业尽一点力。” 1975年,祖国的大地上曾出现过生机,邓小平复出了。曹禺也“解放”了。他还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流传着“四人帮”的“小道消息”。有时,他和两个女儿便跑到天坛公园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看看四周没有人了,每人就把自己听来的消息,讲个痛快!在这些小道消息中,既有着真实,又有着传递者加进去的嘲讽和愤怒。女儿们是不怕的,但是曹禺却很小心。在这里,他们父女的聚会,那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 1976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但是,在北京每个家庭里,哪里又有春节的气氛呢!零零星星的爆竹声是不懂世事的孩子们放的。大人们哪里有这样的闲情!阴沉的脸孔,忧郁的心情,家家的大门都锁得紧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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