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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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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参观游览,虽然分明感到是异国的情调,但却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见过,而一切又未曾见过似的。譬如日本的建筑,日本人的衣着,日本人的风俗。对曹禺来说,最能引起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就是日本的歌舞伎了。他第一次观赏到菊五郎演出,他扮着一个怀春的少年,在春雨如丝的日子里,在樱花树下,遇到一位长得非常美的少女,一见钟情,思恋不已。他是这样的神往,未免惘然若有所失,那抒情的味道浓郁极了。菊五郎从花道上撑着雨伞,低回婉转地舞着走过来,那舒缓的舞姿令人陶醉。那种凝炼的美,传神的态,使曹禺顿时联想起《诗经》中的诗句:“有一美人,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正是在这演出中,他看到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艺术的相通之处。其实,歌舞伎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后来他才知道,他在日本看到的歌舞伎,正是在中国失传了的东西。 曹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但是,它的舞台和中国不一样,有一条花道通向舞台,演员从观众中间通过花道走上舞台,主角是这样上场的。菊五郎演的是一出戏的片断,当时我似乎觉得是在看杨小楼的戏,演得准确,有很强的分寸感。看歌舞伎中间还吃一顿饭,吃完了饭再看。我当时被它迷住了,是这样好的艺术。”在观剧中,他一时间忘却了中日语言的隔阂,也似乎忘却了战争的仇恨,融入中日民族的艺术的神似的梦幻之中。 他早就知道日本新剧的发达了,也曾看到日本小剧场运动兴起的消息。到东京第三天,天正下着雨,他和孙浩然便跑到筑地小剧场去看演出。不顾细雨霏霏,两个人边打听路,边摸着去了,自然,在暗夜中看不清剧场的造型。舞台和一个大讲台一样,简朴极了,远不如瑞廷礼堂。剧场里只有五六十个观众,正演出一出北欧的戏,可能叫《好望号》,是讲航海的戏。曹禺说: 我们听不懂日语,却被演员们真实、诚挚、干净的表演紧紧抓住。戏演完后,我们和日本观众一起为他们鼓掌。当时我似乎有一个印象,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还要多;这是一场多么庄严动人的演出。回旅馆的路上,我和孙浩然十分兴奋,春寒阵阵袭来,我们却一点也不觉得。日本话剧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传统,从那时起一直使我萦怀不止。 京都一行,更留下美好的印象。阳光明媚,满眼盛开的樱花,每株樱花树下都有正在团聚的人们的野宴,席地而坐,弹着琴,唱着歌,好像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情景出现在眼前似的:“茂林修竹,群贤毕至。”樱花犹如桃色的云,一堆一堆的,一丛一丛的,开得绚烂;年轻人在那里唱啊,唱啊!举起杯来,喝啊!喝啊!清华同学们不会唱也跟着唱起来,整个世界都好像沉醉在梦一样的春光里。曹禺恍惚觉得又回到历史的情景之中去,好像生活在唐代的古风里。 奈良也给他以很深的记忆。也正是春雨丝丝,两层的楼,古朴的风俗,扩音器里播者日本的歌曲,是一种悲凉凄怆的调子,缠绵绵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跑了七个城市,东京的繁华,横滨的喧嚣,神户的港湾,大阪的工厂,固然都给他深刻的印象,但更难忘怀的是京都和奈良:京都的庙宇,奈良的山水,古朴的遗风,秀丽的风景。一衣带水,中日两国的文化有那么深的联系,日本的人民是那样善良纯朴,特别是,他同日本青年用笔交谈的情景,是亲切的会面,是友谊的温暖。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在进行着生和死、火和血的搏斗呢?! 一回到祖国,那令人心碎的消息又灌入耳中。日军已进到通县北运河边上,国民党政府和冈村宁次签定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停战协议。不久,日寇又侵入察哈尔省。这不禁又使曹禺陷入冥玄不安的困惑之中。他的愤懑积郁得更深更深了。 【第十二章 《雷雨》的诞生】 知了在树丛中噪鸣着,树叶儿一动也不动。好闷热的天气!清华园里寂静得很,骄阳似火的日子,回家度假的人都走了。留下的人也躲在宿舍里。但是,此刻曹禺却躲在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已经到了最后杀青的时候,眼看这孕育了五年的小生命就要诞生了。郑秀也留在学校里复习功课,他们正热恋着。她也盼着《雷雨》的问世。关于《雷雨》的写作,曹禺曾回答过不少人的访问,也曾写过不少文章。他曾把一篇未曾发表的手稿寄给我“作为纪念”,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创作《雷雨》的过程: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从下种结成果实,大约有五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举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出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的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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