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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倾盆大雨中,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一处简易的工棚前。从车上跳下4个人来,踩着泥泞,进了工棚。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人披着雨衣大声问道。

  “交通部卢次长来视察川中公路。”司机大声答道。

  “什么?”

  司机不耐烦地重复道:“卢次长来视察。”

  问话的人是工段长,他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着,竟一时不知哪位是卢次长。

  卢作孚掸了掸身上的雨水,问道:“这里有技术人员吗?”

  工段长这才缓过神来,判明问自己的就是卢次长,忙答道:“有,有一名工程师。”

  “可以请他来一下吗?”

  “可以,可以。”

  工段长返身钻进雨里,不一会领来一位40多岁的戴眼镜的中年人。

  “你就是这儿的工程师吧,请坐。”卢作孚待工程师坐定后说,“这条公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需要,非常重要。必须拟订一个计划,在最短期内建成通车,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完成。”

  工程师点了点头:“请放心,卢次长。”

  “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得——”工程师还未说完,卢作孚一挥手:“3个月怎样?”

  工程师想了想:“差不多。”

  “只能3个月,一天也不能推迟。”卢作孚斩钉截铁地说完,一抬手:“走!”

  工程师和工段长忙上前拦阻。

  “不行,天黑了。前面的路不好走,又下着雨,太危险了。还是请卢次长明早走吧!”

  “不要紧。”卢作孚笑了笑,“只要有路基就能通车。”

  工段长一看挽留不住,只好说:“那就派两个民工来帮你们领路。要是遇到困难,也好招呼民工帮助。”

  “这样也好。”

  卢作孚冒雨驶上了荣县的路途。此时,天已漆黑一团。

  正当卢作孚忙于建设四川公路之际,又一项艰巨的任务正等着他去受领。

  在战时,许多任务没有回旋的余地。卢作孚突然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任命卢作孚为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消息来得异常的突然。国民政府没有征求卢作孚的意见,就把任命在报上公布了。

  卢作孚凭直觉就判断出:大后方出现粮食危机。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足以说明粮食危机已威胁到抗战。

  再度临危受命,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赴任了。他用了“仅仅两三个星期,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整个粮食管理体系。与此同时,他还以最快速的行动,对粮食供应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他发现造成粮食供应不上的原因,既不是由于灾荒引起的粮食减产,也不是农村缺少粮食,而是层层官吏只知道贪污受贿,没有办法将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地区的粮食运出来,集中到城市。很清楚一问题的症结,乃是一个运输问题……”

  原因找出来了,卢作孚又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运输粮食的“几何计划”。

  所谓“几何计划”是:“把各个没有公路的偏僻地区的粮食,首先用人力运送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上的一些特定的点或特定的地区里,集中起来,然后又从这些公路或水路边上的点或地区,用汽车、板车或船只,将集中起来的粮食,转运到重庆周围以及各个交通要道上的县城的政府粮仓中。这样,就将复杂万分的粮食运输问题,缩小到易于管理的最小范围,变得简单明了了。”

  一场粮食危机,卢作孚只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消除了。

  后人在评价卢作孚的这一贡献时说:“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撤退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有效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当一车又一车、一船又一船的粮食,从四面八方汇集,又一批批地运送到抗日前线时,卢作孚站在高滩岩上问道:

  “你们说,世界上最香的是什么?”

  望着长龙般的运粮车队,人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稻香!”

  大家会心地笑着。卢作孚也笑了。但大家发现卢局长的面色苍白,用手捂着胸,几乎就要倒下去了。

  紧张的工作,频繁的敌机空袭,严重地摧残了卢作孚的身体。他的脉搏间歇症复发并加剧了,时常出现身心衰竭。他不顾医生的警告,一直带病奔波,最后严重的脉搏间歇跳动,使他昏倒了,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发现,他不仅心脏病很严重,而且双肺的肺膜破裂。他冒着生命危险,只在病床上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又投入了工作,这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来指挥了。

  1941年冬,卢作孚的病情再度恶化,民生公司在歌乐山上借了一所金城银行的房子,开始强迫他接受治疗。

  他没想到,这一病竟长达6个月!

  6个月,卢作孚的身体在休息,但他的心一直挂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民生公司的船一只又一只被敌机炸沉的消息,使卢作孚那颗心越来越沉重……

  令卢作孚不安的是,官僚资本对民生公司悄悄地生起了吞食之心。卢作孚眼前又浮现出1938年时的一幕:国民政府以统一调配,便利抗战运输为名,准备下令民生公司将全部船只交由军政部掌管调派,企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吞并。卢作孚得到这一消息后,先声夺人,抢先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个运输计划,主动提出承担包运所有的撤退物资,运价按平时商运价的十分之一计算,并在5个月内把积压在宜昌的8万吨兵工军需器材物资全部运离宜昌。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张嘉璈向军政部长何应钦陈说利害,才使当局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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