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卢作孚(52)

五二

　　接着，从徐州等地前线撤下来的大量伤员要转运入川。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民生公司：“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000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而此时，拥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员外，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公物6万吨。“可以说全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真个是“八方风雨会宜昌”。

　　此时的宜昌，满地是人。然而川江天堑，滩多流急，船只吨力转小，运输力有限。按常规计算，滞宜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汉距宜昌630多公里，敌机频频轰炸，前有高山阻挡，后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1938年9月，卢作孚这位交通部次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宜昌。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蜂拥的人群，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加抢运。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很快赶到宜昌，与卢作孚一起商讨抢运大计。

　　这个周密的计划是：由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

　　次日，卢作孚通过军事委员会驻宜昌船舶运输指挥部，召集所有需要托运的单位，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得到各方的拥护。之后，卢作孚又马不停蹄地去码头巡视了一遍，然后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迅速召集云聚在宜昌的24艘轮船的负责人和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继续开会。卢作孚根据长江上游只有40天是中水位，制订出一套40天的紧急抢运计划，确定了参加航行的船只，定下了抢运的人员、物资数量，这个计划采用了1936年民生公司在枯水季节创造的著名的三段航行经验，采取分段航行，以最大的限度抢运。

　　卢作孚的三段航行计划是：“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其余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计划运输；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抛弃。至于什么单位的器材由什么轮船运输，则全部由我的父亲亲自分配。”卢国纪回忆说，“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据一份资料统计，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优先抢运伤兵，民生公司调派民联、民生、民康、民俗、民贵、民风、民元等轮船，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抢运。轮船舱底装兵工器材，舱面装运伤兵，伤兵船票实行半价结算，伤兵眷属按6折计算。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由于川江航道特点，当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就先装好船。每当傍晚，当民生公司的轮船返回宜昌时，轮船待装，驳船集载，港机起吊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辉映，装卸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力量”。

　　经航运界的共同奋斗，终于在预定中水位的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及陕酉、南京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胜利结束了战时宜昌抢运最紧张的一幕。

　　整个宜昌撤退中，抢运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担子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的，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90％以上！

　　宜昌撤退运输的重要意义，当时曾被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刻尔克”，而“中国的顿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顿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美国）还要艰苦些”！

　　发展后方水运，开拓战时交通；再度赴难，改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卢作孚站在船尾，望着宜昌渐渐地变成一抹云烟时，才转过身来，江风扑打着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头，望着风中猎猎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飘扬，仿佛在与他神秘地交谈。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回响：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了，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经常被日本飞机炸沉，更让卢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卢作孚的心情异常沉重，尽管他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啸的人群，堆积如山的物资仍在他的眼前晃动。他不敢再去想象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点的时间，他决不会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阳悄悄地爬了出来，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红。

　　这时，担任警戒的船员一声高喊：“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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