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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表中“其他”一栏,即包括民生和捷江两家公司,这是川江下段投入运力最多的两家。当1935年民生公司收购了捷江的大部分船只后,则主要是民生公司所占的额份。到1936年,在川江宜渝段,太古、治和、日清3家运量的总和只不过占总数的45.5%,而民生公司则占一半以上。这说明民生公司的绝对优势是无可争议的。四是民生公司建立起遍及川江的经营网。在川江上至叙府下迄宜昌,旁及支流的嘉定、合川、邓井关,当时凡能通过轮船的地方,都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航行。而且在某些航线上还享有专营特权,其他公司不得染指。民生公司在川江经营的航线,计有短途线4条,即渝合、渝涪、渝万、沪(县)邓(井关);长途线3条,即渝叙、渝嘉、渝宜。民生公司于叙府、宜昌设分公司,万县、沪县、涪陵设办事处,奉节、江津、嘉定设代办处;在重庆、长寿、涪陵、万县、宜昌、江津、淞溉、合江、沪县、叙府、土沦、白庙子、合川、北碚等处设有码头趸船,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营网,其机构之健全,码头设备之密集完备,即使是4大公司也远不能及。五是民生公司船舶设备良好,技术先进。民生公司的前期,船舶增加是以收购其他公司的残旧简陋船只为主,是数量上的增多。自从1933年改建了万流轮(民权)后,使之成为川江上最大的一条船,便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也逐步地改变了船舶技术设备落后状态,开始建立起一支数质俱优的新型船队。1936年底,民生公司先后新建适合于不同航线的大小轮船14艘,改建3艘,其中千吨以上和接近千吨的8艘,500吨左右的9艘,成为船队的骨干,形成公司在船舶设备和技术上的优势。六是民生公司具有独立的船舶维修能力。民生公司设有自己的民生机器厂,除大型轮船的建造需要依赖外力外,公司船舶的施救维修,配件,技术改造和小型船舶的制造,约有一半左右为民生机器厂担负。既为公司提供了价廉、及时的修理服务,也免受外力挟制,这对于保持船舶完好的技不状态,提高船舶营运率,以及促进船舶技术的全面进步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些条件,任何公司都不具备。

  如此,民生公司对川江的垄断、迅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

  〖第11章 水上狼烟〗

  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宜昌大撤退,被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刻尔克”

  1937年夏,国民政府选派几位实业界人物去欧洲考察,卢作孚是其中之一。他安排完建设厅的工作,制订了民生公司的新规划,经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启程去欧洲。

  这时,从东北传来了举世震惊的消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向驻守在北平的宛平县城29路军不宣而战,抗日战争爆发……

  仲夏的上海,抗日的热情如同火山爆发。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抗日的呼声。卢作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值此民族和国家危难之际,作为炎黄子孙,岂能安眠?他毅然放弃了去欧洲考察的计划,准备投身抗战。

  面对战争,卢作孚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这时,卢作孚突然收到一封南京来电——国民政府邀请他前往南京帮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赶到南京。到达的当天,他即电示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7月20日,卢作孚正在草拟动员计划,忽又收到一封急电,电报是从北碚发来的,内容令卢作孚焦急不已:母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

  秘书问他是否订回乡的船票。

  卢作孚表情严肃而又痛苦地摇摇头。

  草拟总动员的计划正在他的指导下紧张进行,离不开他。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自己岂能在此时离开。自古忠孝难两全!

  他留了下来,又埋头工作之中。每天除从电报上了解母亲的病情外,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

  3天后,他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才匆匆飞往重庆,赶回故乡。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他又匆匆地飞回南京。

  卢作孚万万没料到,短短数日,平津沦陷,华北大部相继落入敌手,而上海方面的告急文书不断地向南京发来……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了。卢作孚立即电示民生公司: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在重庆,一些人对民生公司表示忧虑,认为“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结束了”。卢作孚凄然一笑。4年前,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会上,他就明确表示:“对国家:1、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2、应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查一切人畜物的力量。3、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4、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对于我们群众议定的公约信条及一切议案,能努力去做。”

  是考验自己和民生公司的时候了。

  8月末,卢作孚将公司所有轮船调集重庆港和万县港,准备随时投入支援前线、抢运撤退,保卫长江、保卫祖国的战斗。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前两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已密令各轮船公司,迅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或者停留在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当时开入长江的江海轮船,数量甚多,据资料统计,仅汉口原有轮船450艘,共计46282吨,至此猛增至645艘,计143790吨。后来,当南京告急时,汉口航政局会同军事运输机关组织轮船大撤退。共计退至宜昌280艘,退至长沙60艘,退至常德16艘,后又由宜昌退入川江150艘。

  各轮船公司还按照当局部署,将吨位过大不能驶入长江或航线较远不及驶回长江的船舶驶送香港或其它港口。

  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非常时期轮船转移外籍办法》,准许未能退入长江的海轮及避泊香港或在海外的商船,暂时移转中国国籍,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先后批准转籍的船舶达130艘,计14.5万吨。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阴沉着脸,抽着烟,一言不发。

  今天的会议很特别,有戎装抖擞的军人,也有身着便服的绅士。大家被通知来开会,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但能看出,这次会议有些异样。

  知了在树上热热地叫着,让人更加心烦几分。

  随着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

  “诸位,这位是海军部长陈绍宽将军。”

  “这位是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以鼎将军。”

  “这位是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先生。”

  “这位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

  ……

  一一介绍完参加此次会议人员之后,主持人宣布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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