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78)_杨公素

七八

　　旅游局接待外国人干什么？这是当时恢复旅游工作的一个有争论的大问题，也是对过去及那时的旅游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极左”思潮批判旅游局是搞“外汇挂帅”，只要经济不要政治，走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待外国人吃吃喝喝、游山玩水，这是“风景出口”，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旅游，要统统砸掉。旅游局应接待外国的左派，要邀请外国的中下层及友好人士。所谓邀请，就是要请这些人来，一切费用由旅游局支付，有的甚至连来华旅费也由中国出。自然要求来华的人就很多，有的是来学习的，学习中国革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有的是来了解情况，“文化大革命”究竟搞了些什么；有的是来摸中国的底，中国究竟成了个什么样？总之，来华的目的各不相同。旅游局接待的方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要“世界一片红”。

　　1971年7月外交部人事司的负责同志找我，要我去旅游局负责业务工作。旅游局原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在“文革”期间同其他许多对外机构一样都划归外交部领导，因为外交部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我表示坚决不去。理由很简单，第一我不懂旅游，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二，旅游局内部派别斗争很尖锐，我管不了也不愿管这些事；第三，旅游局有军代表负责就行，何必要我去。这样回绝，拖了几个礼拜。

　　后来一位部的领导同志对我讲，你还是去吧，这是在周总理那里定下的。他说总理开会要外交部派一位业务干部去旅游局抓业务，军代表只管政治运动，当场就决定要杨公素去。你一定要去，不要周总理再下令，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怀着十分不情愿的心情，于1971年秋去旅游局，当了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抓对外业务。组长是军代表，他后来在1972年调走了，我就当上了领导小组组长。我经常接待外国客人。他们对于中国那时的领导小组弄不清。因为在全国上下，上自各部（除外交部外）下至一个公社，都叫领导小组，分不清上下级。1974年伊朗、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旅游局长去访问，他们一再问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什么职务，他们便于接待。于是经过外交部正式通知这个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正司级的旅游局局长，这样我的名位在旅游局才定下来。

　　旅游局在“文革”中有不少的造反派，后来联络成两大对立的两派。自“三结合”以来，军代表为首的领导小组吸收了两派头头参加，原来的副局长已被解放的有两位，加上中级干部代表，组成了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小组。我去后又调来了两位原国务院外办的和调查部的司局级干部参加了领导小组。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在对外接待工作上有争论，但不很大，因为关于旅游工作的大小问题，我们都写报告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大家都赞成。旅游局在“文革”以来批判打倒了一些领导干部开除了一些干部，有的带上各种帽子，有的还在下放，有的已被“控制使用”，对这些人的问题一开会就争论不休。好在有军代表管，我可以“不置一词”。

　　1972年以后又从外交部调来一批业务干部，他们多半是在“运动”中受过这样那样冲击的人。我对他们说，旅游局的“运动”很复杂，你们不要参加。同时对外文委撤销，也调来一批人，他们中有翻译，也有“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小头头。这些人不大听招呼，来了旅游局就一门心思搞“运动”，自成一派。1972年以后，军代表调走了，我当了领导小组长，不得不领导“运动”。那时年年有“运动”，包括“批林批孔”、“批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运用“四大”，闹得人心不安，人人自危。“运动”一来，首先是矛头向上，整领导，这是“大方向”。但是又要“领导带头”，领导要自己批自己，又要领导运动，开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弄得我头脑昏胀，不知如何应付。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凡是开批判会，我就把那时“两报一刊”的文章综合起来写成批判稿。但那时的“运动”都是有目的整人的，我只泛泛的写一些表面文章，满足不了“文革小组”的要求，局内的各派都说我是中立、滑头、观潮派。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的日子才好过了。

　　2．旅游局长：不搞旅游搞外交

　　关于对外工作，情况比较好些。旅游局是于什么的，这个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事，但在那时却争吵不休。我去了以后，在外交部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汇报了工作情况，当时部领导决定“旅游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搞政治的”。后来把周总理历次对旅游工作的指示写成报告，确定任务。周总理批示，旅游局的任务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促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共同进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个任务不但大而且很重要。宣传自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宣传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等等。

　　1971年毛主席在旅游局的接待人数报告上指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些”。这样，打破了“文革”中“极左”思潮宣扬的只许接待外国左派的束缚。这里牵涉到旅游局接待外国人的对象问题。自“文革”以来，旅游局要支援世界革命，只接待外国的左派，中下层工农分子或对中国友好人士。现在毛主席批示右派也可来一些，周总理解释说，主席指示是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外事工作要重新开始。要旅游局搞个接待计划。

　　接待对象问题，虽然毛主席已定了，右派可以来，但实行起来还是有阻挠。以1975年为例，全年接待有组织的旅行团5300余人，其中左派为417人占8％，中派4788人占90％，右派114人，占2％。这里说的左派是指当时支持中共“反修”政策的外国共产党组织的旅游团。各国青年中的激进分子这时已来的少了。

　　据我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国的极左派来华的人很多，其中尤以日本的“赤军派”为最多。他们来华，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革命万岁”，要参观革命圣地延安和韶山、井冈山；要请当时中的造反派头头为他们讲“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的情况等，其中有的拒绝参观长城、故宫，说他们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这些人最受欢迎，他们来华一切费用都是减免的。旅游局内的“极左”分子认为接待他们就是支援世界革命。

　　1972年以后，形势有所变化，中国回到了联合国，建交国家多了，“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又亲自出来做工作，首先在“五一”天安门城楼晚会上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谈话，连当时的苏联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代表，毛主席也同他们握手，祝愿边界谈判成功。对印度代办也说两国要友好起来。这就是周总理说的外事活动要重新开始。只有把旅游局内的“极左”思潮压下去，才能接受接待右派的思想。那时所谓的右派无非是各国资本家、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及其新闻记者、商人，或者对中国不友好，说过对“文革”不满意的话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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