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75)_杨公素

七五

　　但苏加诺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并不是强有力的，他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维持平衡。他需要军队的支持作为他权力的最后凭借；军队需要他，因为他能使军队的政治作用具有合法性。苏加诺总统怕军队势力强大难控制，又竭力抬高和支持印尼共产党，使印尼共在支持和响应苏加诺国内斗争的政策下大大发展起来，成为平衡军队及其他反苏加诺派别的一个平衡力量。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参加了苏加诺总统所主张的纳沙贡政制，印尼共的一些领导人参加政府成为阁员。而印尼共产党当时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最密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中苏关系争论上是站在中共一边的。因此，在中国对印尼苏加诺总统的大力支持下，对印尼共也给予支援。这些支援除了政治、舆论外，还有物力、财力以及军火等，同时所有这些支援都是通过两国政府间公开进行的。

　　§印尼“九·三〇”政变，我商务代表处被查

　　1964年以来，我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处理与印尼的关系。中、印尼交往的事务都经过我同第一亚洲司有关同志的手，但与印尼共产党的关系，主要是经过中央联络部来处理。那时中国与印尼两国来往人员不断，在1965年国庆前，印尼派来了十几个代表团代表各种性质的团体来参加庆祝我国国庆。我负责接待印尼政府代表团。

　　在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忽然部内机要人员急急找着我，说印尼发生了大事，我急忙赶回司里见到使馆来电：印尼总统的警卫部队翁东中将突然发起“930运动”，逮捕了陆军将领并已处死六人，说他们要谋反、刺杀苏加诺总统，印尼国内发生了巨大事变。

　　我当即找到了陈毅元帅（他是外交部长），会同他一起见到周总理。当即决定将这情况告诉各印尼代表团的负责人。这些代表团中就有印尼政府的部长约十余人，他们急急返回雅加达。周恩来、陈毅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印尼形势的发展。

　　印尼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加诺总统已处于无权地位，陆军开进了雅加达，控制了首都。社会上及官方舆论上宣称“9·3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而幕后支持者是中国。于是一个反印尼共、反华的运动在印尼开展起来，到处逮捕印尼共产党人。中国驻印尼机构受到监视。中国、印尼长期的友好关系一变而为敌对关系。

　　10月16日印尼军警突然搜查我驻印尼商务代表处，将我商务处人员集中在院内用刺刀监视，不许行动，然后搜查商务处办公室及宿舍，翻箱倒柜，寻找所谓支持印尼共的证据。

　　§总理对我们提出严厉批评

　　此事发生后，我驻印尼使馆立即电告外交部。

　　16日是星期六，使馆发出特别加急电报，我在星期天下午才看到电报，觉得此事太大，印尼方面完全破坏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非法搜查我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并用刺刀威胁我国外交及公务人员，应该提出严重抗议。马上又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话，总理指示马上拟好抗议稿于当晚送呈。我会同我司几位有关同志一起先商议，后起草报告文件，说明事件经过，然后拟出对印尼政府的严重抗议照会稿。

　　此时已近晚上11点，总理办公室及总理本人亲自来电话，要将稿件于12时前送去。我们把稿件拟好打印后，依照那时部内规定，上呈重要文件须经每位副部长审阅，而每位副部长住处都较远，等机要通讯员乘车送去各部长审阅后，已是星期一凌晨，周总理那里电话不断，要求在当晚12时前送到已不可能。

　　等文稿送到时，总理批了，但毛主席已就睡，这样重大案件尤其是对原来友好国家发出最严重抗议，必须要经毛主席批准，但是因我们错过时间，星期天当晚发不出，星期一下午毛主席批后才发出，使馆最快也得星期二才能将抗议信送交印尼外交部。

　　星期六发生的事，中国政府迟到三天后才表示抗议态度，周恩来总理说这在外交上是大失误，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尼军警破坏国际法，破坏两国关系，特别在指责中国干涉印尼内政事务之后，在反华的高潮中，中国的反映是迟疑的，是不够快速坚决的。

　　电文发出后，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外交部各副部长各司及我司有关人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他指出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战场的战斗，要争分夺秒，像这类重大事件，外交部竟不能及时作出反应，是严重的失职。

　　那时章汉夫是常务副部长，但已因病休息，他还替我说了几句话，说杨公素他们在司里是一直坚持工作的。周总理说光靠他们司里坚持没有用，主要是你们这些当部长的。

　　这次批评还不算完，过了几天，周总理又召集了中央各有关外事口、及各部的外事负责人同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同志约百余人开会，就此案件向到会的人说明情况，重申对外交部办案的严重批评，更郑重的说明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斗争一样必须争分夺秒。

　　这是我从事外交工作受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批评。我马上搬到司里办公室住下，日夜注视着印尼及其他有关国家形势的发展，有事马上找主管副部长，不敢有丝毫延误。当时我知道这次事件的影响太大了，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在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同美国反华政策的斗争。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批评外交部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第十四章　在劫难逃：文革中的中国外交

　　1．国内闹“文革”，使馆在劫难逃

　　外国友人说：“中国疯了！”

　　1966年初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接待了国内派来的中国文化代表团，照例他们要向使馆汇报并介绍国内情况。团员严文井同志与我早就认识，我们交谈时他说国内今年将发生大的运动与变化，主要是指向文化界的。

　　我当时并没有十分注意，但我知道文化界是是非之地，从开国以来批判《清宫秘史》电影开始，似乎年年有事，而且还涉及到思想、政治问题。谁知在1966年从春季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先是批《海瑞罢官》，接着批《三家村札记》，批吴晗，5月间即发出“五一六”通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批“二月提纲”，随即由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评三家村札记与《燕山夜话》，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从此一场政治大运动的腥风血雨迅速遍及全国。5月在北大聂元梓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6月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在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确定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接着改组7党的领导，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弄得我们在国外不知所措，许多外国友人说中国是疯了，的确中国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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