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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11月应邀访问印度,于1957年1月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时也在印度停留。借去印度之便,周总理分别会见了达赖、班禅及他们的主要随行官员,同他们坦诚交谈,就自治区筹委会工作、西藏民主改革等问题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

  周总理给达赖喇嘛、班禅转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_告诉他们中央已决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刺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现在讨论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疑虑。现在应将自治区建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改变西藏的贫困状况,使大家的生活好起来。

  周总理还指出,现在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某些想法。拉萨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他们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发生了这种行动,我们不能允许其得逞。

  周总理在会见达赖刺嘛的主要随行官员时指出,现在有人想把达赖刺嘛留在印度,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达赖喇嘛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让达赖刺嘛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喇嘛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刺嘛留在印度,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达赖喇嘛一旦留在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把达赖刺嘛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支持搞西藏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搞不成。达赖同周恩来总理谈话后,坚定了不在印度搞独立的立场,排除了那些包围他的搞阴谋的人的干扰。

  达赖一行于1957年1月27日到噶伦堡,这里是藏族人在印度聚居最多的地方,也是各种闹独立阴谋活动最猖撅的地方。我又被派去用飞机接他回拉萨。

  这次见到他,时隔才不过两个来月,他已显得成熟多了,对我仍还客气,但说话语气不同,比较明确肯定,他说不久即乘马回藏,不坐飞机了。在一次不丹王后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我也应邀出席,见到嘉乐顿珠等人,他们对我冷淡,达赖反而较为热情照顾我并介绍我认识不丹王后。

  达赖1956到1957年初的印度之行,是很复杂关键的一次国外之行。他在印度的诱惑和众多搞独立阴谋者包围之中,还是比较能站稳立场,他接受了一次重要的考验。当时随他去印度的有他的姐姐泽仁卓玛和噶伦们。这位爱国有识的妇女,随时将达赖的思想状况告诉我驻印使馆,起了很好的作用。达赖最后于1957年2月返回拉萨。

  接着在1957年8月又发生了达赖自行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件。原来达赖在印度时曾口头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先他并未请示中央,事后也未报告,我们完全不知道。巴月的一天,达赖突然通过当时任西藏外事处副处长的柳霞将两封信交外事处办理,这也是出乎常规的,过去达赖从未将什么外事交我们办。一封给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活特,信是密封的,我自不应拆看。另一信是给尼赫鲁的,内容除要为加强藏印文化关系,西藏将在印度菩提迹雅等地扩建西藏寺院外,还邀请尼赫鲁来年访问西藏。柳霞向我说,这是宗教活动、宗教方面达赖可以自行与外国交往。主张把信送交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我认为邀请外国现任总理访问不属宗教范围而是两国外交的大事,应该报告中央,由中印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但此事早已在印度报纸上透露。(印度快报)说,尼赫鲁访藏“使西藏宗教不受共产主义侵犯”,“西藏生活方式将不会遭到红色官员粗暴破坏”,等等,为尼赫鲁访藏大造舆论。可见此事是印度方面早有预谋的。

  我将达赖邀请尼赫鲁访藏之事报告中央。中央于1958年1月指示,因为当时美、蒋特务分子所支持的西藏反动分子正在西藏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不宜邀请尼赫鲁对西藏进行访问。达赖只得同意。1958年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在西藏上层集团中某些人的纵容下,在西藏各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蒙蔽群众,进行叛乱活动,到处截击汽车,暗杀汉族干部,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等,局势极为不稳。这些情况达赖也知道,如何能邀请外国总理来访问呢,所以他虽不满意但也无理由反对。

  但是尼赫鲁并不死心,他在1958年秋季提出要通过西藏亚东去不丹,向中国假道,中国政府同意了。于是才有接待尼赫鲁父女假道亚东的安排。这次接待工作完全由中央政府代表名义进行,尼赫鲁企图通过这次假道与达赖及西藏上层接触的打算未能实现,因为是由中央代表名义出现,达赖也未提出什么要求。

  4.达赖出逃:一个历史与个人的悲剧

  根据我在西藏近十年的了解与认识,我觉得达赖那时还是拥护中央,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西藏和祖国的。但是他在那个古老守旧的宗教经师和落后贵族的影响与包围中,受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旧制度顽固的约束之下,只能依靠和顺从旧势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力量。他离开农村,脱离了青海藏族农民的环境,被另一种西藏古老传统的思想所改造,他的几位亲属又处在外国势力影响下,再加上一部分西藏分裂分子和叛乱康巴分子的包围,1959年被挟持逃亡印度是他无力避免的。

  1959年西藏少数叛乱分子闹事失败,挟持达赖逃亡印度后,班禅即代理达赖为筹委会的主任,住在拉萨筹委会,特别为他修筑了宫殿式的房屋。我因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接触较多。他的态度很好,拥护和支持中央的对外政策和有关西藏涉外问题的决定。1959年我国同印度因边界问题纠纷较多,我常向他汇报这方面的情况。

  1959年3月西藏叛乱分子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当时我正在拉萨,亲眼目睹这次西藏叛乱分子发动叛乱和我解放军平定叛乱的经过,并参与在平定叛乱过程中的有关涉外事宜。

  在3月10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中央代表是张经武当时不在拉萨由谭代理)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这三封信及谭冠三的回信都已在当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发表,我不必在此重复。拉萨的叛乱是在达赖喇嘛预定前往西藏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的那一天发动的。要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是达赖喇嘛自己定的。西藏叛国集团经过事前的布置,放出西藏军区要扣留达赖的谣言,并且以此为藉口,在这一天把达赖喇嘛困在罗布林卡。事件发生后,谭冠三将军即在当天写了一短信给达赖喇嘛,说明由于反动分子的叛乱,请他暂不要来看演出。达赖喇嘛于11日写信给谭冠三将军,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在设法平息。”

  关于达赖被扣留和挟持的情况,平叛后,拉萨许多接近达赖的人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叛乱份子劫持达赖的具体情况,这些已在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里只引几个例子。据达赖的孜仲居玛说,他曾参加了3月10日叛乱头子们在罗布林卡诵经堂召开的一次会,在此次会上就决定控制达赖喇嘛,会上决定:1、达赖喇嘛除上下两殿和大昆寺以外,不能随意行走;2、为达赖喇嘛“安全”计,除古代本外,另增添政府官员和“人民志愿军”为警卫军,驻罗布林卡并组织指挥部,从此达赖就失去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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