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70)_杨公素

七〇

　　这样一来，时间拖得较长。仅就议程及第一项边界的位置和地形的讨论，就在北京进行了18次正式会议，从6月15日到7月25日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会晤在德里举行，进行第二项、第三项议程的讨论。开始时双方各自在会上宣读自己的发言稿，又经过澄清问题与评论，时间就拖得很长。因为两国总理商定官员会晤要在9月底前完成任务，于是双方官员商定就不在会场上宣读各自的发言稿，改为在会场交换发言稿，这样省去大量重复稿上发言的时间。到德里会晤的后期就没有会场上的发言与交锋讨论，只是双方递交发言的文件了。双方官员及其大批顾问专家等把大量时间都花费在会后对对方送来文件研究、提出反驳意见，准备自己的发言等方面。就这样，到了1960年9月底才完成了第二、第三项议程，结束了关于审查双方所占有的事实材料的全部工作，但最后要写出呈交两国政府的报告时间已没有了，双方首席官员写信给两国总理请求将会晤时间限制延长，以便举行第三次会议，完成写出报告的任务。

　　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很注意并关心中印边界问题，他想做些调和工作，在中印两国总理同意将会晤时间延长后，他提出中印官员第三次会晤在缅甸仰光进行，双方官员都作为缅甸政府的客人，一切生活安排完全由缅甸政府负责，盼望两国官员们能安心好好会晤。我们同印方都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中印官员会晤第三次会议即最后一次会议于11月7日在仰光进行。缅甸政府给双方官员非常优待，在当时仰光最高级的饭店，希尔顿系统的海滨饭店包了两层楼房，中印官员各一层，全部提供饮食车辆。我驻缅甸大使李一氓及使馆同志也很关心，腾出我国驻仰光商务处大院供我们办公之用。海滨饭店生活虽好，饭食随便我们需要，但一则老吃西餐不合口味，再者办公写稿讨论来回坐车也不方便，于是使馆为我们准备最好的厨师及伙食，我们除早餐睡觉外，整天就在商务处办公。

　　第三次会议研究报告如何写法。双方争论很大，都想以自己的发言阐述稿为主，兼采纳对方的意见写成报告，这当然是不行的。后来又探讨这次会晤是否有共同点，可以将共同点及分歧点写进报告内，这点也不能成立，因为双方找不出共同点，就连双方对边界有争议这一点印度方面也不同意，他说中印边界没有争议，早有条约，自然地形（分水岭）历史划定，所谓争议就是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这种无理的说法我们自然不能同意。最后只有同意两国官员将自己对边界的主张、阐述、对对方的主张的评论等发言汇集，作为审查中印边界占有的事实材料的报告。那就是说各国官员各自向政府报告自己的。

　　两个报告如何能合为一个报告，双方同意在前面写一类似序言的一段文字，只谈这次会晤的过程，从几月至几月，讨论了几项议程，报告的内容包括哪些部份。最后说官员会晤任务是困难的，对有关问题事实的理解有分歧，但一直是和谐、合作的。双方官员，中国方面章文晋和我，印度方面梅达和戈帕尔在这近二千字的“序言”上签了字，就算完成了这次中印官员对边界问题的会晤。

　　会晤后不久，1961年印度外交部就这次会晤发表了“白皮书”，除将中印两国官员在会晤中所提出的发言稿，包括双方提出的对边界主张的根据、证件、反驳对方的评论外，还写了篇前言性质的文章，说明印度主张的如何正确，证据如何的翔实，并比中国提供的多得多的资料，企图说明印度官员在这次会晤中取得了胜利，证明了印度对边界的主张是合法的无可争议的。我国外交部对此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反应，于是在1961年也发表了一个“红皮书”，如实地将中印官员会晤中对各项议程的发言及提供的证据，按照会晤时原件，将中印双方的内容都公开发表出来，供世人了解会晤真相及对中印方面各自提出的主张、根据、证件等作出自己的判断。

　　※第十二章　我所知道的达赖喇嘛

　　我在西藏工作十年，同达赖、班禅两位活佛有过不少接触。现在我谈谈当时对达赖的印象。

　　1．我是达赖的下属

　　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村一个藏族农民家里，5岁时被选为达赖十三世的转世灵童。

　　1950年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达扎摄政遭到反对，布达拉宫下出现了要求达扎下台的揭帖。10月下旬罗布林卡的官员大会上发生争吵，于是采取降神、占卜决定大事的办法，结果达扎辞去摄政而下台，由未满18岁的达赖亲政，但实际仍由两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主持。

　　我到拉萨时，达赖已从亚东返回。伪“人民会议”事件后，两司曹辞职，达赖在噶厦和经师协助下管理事务。

　　在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前，我们只在礼仪场合同达赖见过面，比如中央代表张经武或西藏工委正式宴请达赖，达赖宴请中央代表及中央进藏高级干部时，我们向达赖致敬问候。

　　中印协定签订后，我虽是中央代表的外事帮办，不是达赖的下属，但张经武代表仍要我向达赖汇报了签订中印协定的一切情况。同时执行中印协定，有许多地方需要西藏地方政府配合。他注意地听了我的汇报，对某些方面还提出问题要我进一步解释，最后他简单地说了几句，拥护中央和印度的谈判，表示命噶厦执行协定。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他虽年轻，但表现沉着，不大言笑，对我不摆架子，说话轻声细语，态度友好，他表示要和印度和平友好下去。

　　后来，有几次比较更深入的接触。

　　一次是1955年川藏公路初通，外交部和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十几位西方记者访藏团，其中有当时因报导朝鲜战争出名的英国记者威灵顿，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还有塔斯社，德新社、法新社等社和报纸的记者。这些记者提出要访问达赖，达赖把我找去，我详细地汇报了这些记者的情况。我建议可以请记者先提出要访问的问题，然后约定时间会面。在记者们提出问题后，他又找我，征求我对准备回答的意见。当时那些记者关心的是西藏地方对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办法的态度和情况，西藏人民生活情况以及西藏内部的制度、宗教和社会状况等。达赖的回答，显然是经过噶厦、经师们草拟的，还算得体。会见后，达赖宴请记者时，气氛显得活泼些。我至今还留有宴后合影的照片，从这张影片上，看不出达赖只是刚刚20岁的青年。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来藏祝贺。我当时被任命为接待中央代表团办公室主任，在关于达赖会见代表团的仪式问题我同噶厦和罗布林卡总管等协商很久，最后欢迎仪式还是经达赖亲自定下的。那样一种欢迎仪式（在后面将有叙述）既照顾西藏的习俗，又表现了对中央的尊重，达赖接受了，他是识大体的。

　　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达赖是主任，我们外事帮办处改为西藏外事处，虽然对外工作仍是中央统一处理，而我们处的编制属于筹委会下的一个单位。达赖同时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我是他的下属，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的情况就多了。他态度很好，没有把我当作下级对待，当然更不同于他对待西藏的下属人员，对他们还是实行西藏传统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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