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48)_杨公素

四八

　　第二是接待来参观考察我区复堤移民情况的外国人。那时国共双方对峙，中共建立的解放区对外界是个谜。除塔德及联总人员来视察我复堤工程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其中包括美国（新闻周刊）的沙布伦，专栏作家罗辛格。塔德来视察时，称赞解放区是真正执行南京口头六点协议的，并对他负责的堵口工程和与他合作的国民党官员表示不满，说他们工作不积极。像沙布伦、罗辛格等新闻记者对解放区情况及复堤工程特别满意，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讲述黄河问题。在联总人员中，我们争取了开封办事处主任危海宁及总部的韩森等支持我们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我会见过几位自称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人，他们也在联总工作，私下也告诉我一些联总的内幕。美国人韩森先后来我区三、四次，与我很谈得来，据他说他曾在燕京大学上过学，学的是社会系，他的父亲早年在中国当教师，所以他会汉语。他很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直表示对中共解放区的同情，他还透露了一些联总内美国军人的专横情况。后来我们解放南京后，他未走，被我军俘获当作特务审查，我那时任西南外事处长，曾为他写过证明材料。

　　第三就是注意花园口堵口情况。先复堤后堵口的办法虽然国民党政府已经承认，但是它并不执行，按照蒋介石及其军事要人的计划是赶快把花园口堵好，让黄河尽快地冲进解放区，实现他们的“黄河战略”。

　　塔德为了显示其工程技术，提出六个月堵口计划，而他的堵口办法是采取“抛石平堵”方法，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中国工程师们反对这个方案，主张用中国传统的“捆镶进占立堵法”，认为按照塔德的方法要在六月合龙，即在大汛前夕合龙是不可能的。他们双方争论结果，自然是联总的美国工程师培德胜利，他就在花园口安营扎寨大干堵口工程。

　　我们去巡察时，好似进入一个宛如大军营的“现代化”木板结构城市。国民党政府动员了一万七千多民夫，使用大批美制机械昼夜不停地加紧堵口工程。塔德对我们（赵明甫和我）表示很欢迎，带领我们看他的工程施工情况，并特别请我们在他的住地吃饭，除鼓吹他的工程外，还要求我们赶快把旧堤修筑好。看他那股施工劲头，是要不顾我区复堤完工与否提前堵口合龙。那时国民党军正缩小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包围，并对豫东地区展开进攻，切断三野与中原解放军的联系，花园口若堵口合龙正是实现国民党的淹没解放区的“黄河战略”。所以我们并不支持塔德，认为他是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是“黄河战略”的执行者。

　　但是从我和赵明甫的观察，他并不是个阴谋家，也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他是个很骄傲、自信其工程能力的“美国著名”的工程师。他反对中国水利专家的意见，要以美国的技术、财力。实现他的计划，从而客观上起了“黄河战略”的执行者作用。我们这种看法得到行署领导的同意。不管对塔德的认识怎样，他提前合龙是违反“先复堤后堵口”的协议，对我区是不利的。6、7月间，下游黄河旧堤正紧张抢修时，国民党以几十万大军进攻我中原、苏皖两解放区，花园口东部工程的栈桥架设刚成功，国民党当局就下令抛石合龙。但石料须自新乡潞王坟石场经由火车运来，我游击队袭击了潞王坟石场，石料不够，又恰值黄河汛期到来。河水猛涨，将花园口东部栈桥桥桩全部冲走，花园口第一次堵口合龙失败。

　　2．黄河谈判，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经过这次斗争，国民党与联总不得不重新同周恩来谈判，重新恢复原南京六点协议，决定偿付我下游复堤移民的费用。7月中，周恩来同志来开封会同联总、国民党及我区黄河小组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很特别，会议桌摆成丁字形，联总的代表驻坐在丁字的中间，他两边坐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责官员和主要工程师，右手桌头坐的周恩来，左边桌头是国民党代表，我们坐在条形桌的两边。

　　在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分述黄河的危害与1938年人为决堤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分析了国内形势，强调必须执行“南京协议”。会开了一天，大家一致认为堵口和复堤都应按“协议”执行。这次会议我陪同冀鲁豫党政负责同志参加，并在我驻开封办事处听取周恩来同志对我们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花园口堵口工程在1946年12月又一次失败，直到1947年3月堵口终于合龙，黄河水又重回故道。当时国民党正在进行全面内战，我在黄河南岸军队已返回北岸，刘邓大军正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战略，出没黄河两岸打击敌军。

　　堵口合龙，黄河恢复故道，但黄河谈判未完，双方提出要保护两岸河堤安全，不许破坏，这项交涉仍由联总从中主持，因国共双方已正式打起来，难以进行商谈。这时我的职务有了变动。前一阶段，我主要做翻译联系工作，并被任命为冀鲁豫行署交际处处长，但实际上我没有管交际处的事。我主要是做联总的工作。那时解放区也成立了一个救济总署叫解总，是专门对付联总与行总的。我被任命为解总冀鲁豫分署的秘书主任，兼黄河谈判的代表和翻译。

　　1947年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率团撤回延安，黄河谈判结束。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全面封锁，我区与外界来往已完全断绝，唯有解总在已解放的烟台设有办事处，另就是冀鲁豫通过黄河东明渡口还可同外界交往。那时国际上有许多友人及慈善团体设法声援支持解放区，其中有如英国的公谊救护队，国际红十字会，加拿大及美国友人组织的医疗救护团体等。1947年就有公谊救济队派来两位医生、一位翻译为黄河沿岸的群众治理大肚于病，他们称之为黑热病的一种。他们长驻解放区，我负责接待与协助他们，除了负责他们的生活与安全外，还要向群众宣传。

　　一些国际慈善团体、友好人士募集了大批医药、卫生用品及医疗仪器存储在天津等候运送解放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多方交涉，国民党允许他们用卡车经由黄河东明渡口送来。从东明渡口到冀鲁豫解放区的张秋有近百公里路程，沿途有一大段路属游击区。我负责去接这批外国客人及物资，晚上沿黄河大堤行驶，近十来辆汽车灯远射，像一条长龙，引起了我游击队的警惕，开枪射击，我不得不冒下车找游击队交涉。到达张秋已是半夜。这时大雪盖地、天寒地冻，外国朋友到后，冀鲁豫行署负责人设酒宴招待，并安排他们睡在有木炭火盆的卧室中，四位外国友人一房。第二天，我还未起床即有人叫我说出了事。我赶去招待所时，发现一位外国友人哈立森大夫因中煤气逝世了。行署负责人连同其他三位外国朋友都十分惊讶与悲痛。除抢救无效办理后事外，急忙报告解总总部。在总部王荫甫同志出席下，我主持了哈立森大夫死因调查会，在会上三位与哈立森同房的外国的朋友证明他是因中煤气身亡，他们还证明哈立森大夫原来已患感冒，年老体弱，经不起日夜奔波，无力抵御煤气。死亡原因查明，参加会议的人在记录上签字。行署举行了较为隆重的临时安葬仪式。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接着我即调往解总总部担任秘书组组长，在石家庄与“老板”熊瑾玎可在一起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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