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32)_杨公素

三二

　　当时武汉吃紧，山西政治形势大变，新旧势力争夺，八路军在北面五台山一带，在晋东南长治一带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阎锡山请来共产党帮助搞牺盟会、决死队，三、五、六专署都用上共产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下，山西敌后前线，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我却一点不知道，一心只想搞好自卫队作为93军在敌后抗战的基础。93军南撤了，北平镇一带来了西北军17军高桂滋的部队，他对我们在各地搞自卫队不理解，曾问过我，你们部队南撤了，你们为何在这里搞自卫队。我说93军曾同三、五专署说好，以这些地方为93军敌后抗战的根据地。高属杂牌军，他是暂时驻防，不敢得罪中央军嫡系部队，就不问我们的事。

　　有一次，由重庆来了战地记者团，到了北平镇，高桂滋出面招待，把我也请去了。这些记者，我忘了他们的姓名，对于我搞的人民自卫队非常有兴趣，专门同我详谈了一次。我当时消息相当蔽塞，对于整个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山西战地情况都不知道，对他们提的一些问题答不出来，只就我所想的要在敌人后方抗战必须有据点的道理说了一些。后来才知道，这几个记者中有地下党员记者。我错过了一次了解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机会。

　　到了9月，我接到由高桂滋转来的93军魏巍的电报，说军队要有移动，要我收缩自卫队，带着人员速回中村军部。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仍不愿撤销自卫队，留下安军泽、霍山两个有基础的自卫队，把赵城、灵石两队人员枪支带走，沿霍山、赵城回到中村。

　　4．33军团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

　　原来1938年春末夏初，国民政府的33军团部和93军军部都住在沁水县中村镇。那时余毓生曾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受训归来。魏巍把余招来，向他汇报了受训经过，谈到了八路军的政治。民众运动工作。魏巍曾表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意见，因为他对国民党现在执行的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当时魏巍认为日军在占领风陵渡后，即将占领西安，那时完全占领了黄河渡口，晋南的中央军就与大后方断绝，失去了后方的依托，蒋介石对他们也难以控制，他们不得不在敌后自谋生存，这就给他魏巍所想的开创一个独立抗日的局面的一个机会，刘戡是支持他在敌后坚持抗日的意见的。于是魏巍乃向李默庵、刘戡提出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计划。为此首先要建立一个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因为在中央军的任务中不许搞地方政权工作，它原来的政训处只做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后来成为蒋介石派去监督军队工作，受到了军官们的反对，抗战一开始就被他的军队把政训处实际取消了。

　　建立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实际就是要参加地方政权，在山西阎锡山的地盘，由33军团地工会派去几个县的工作队，参加到各县的动员委员会，名义上是动员群众支持中央军作战，实际要干预政权，成为县政权领导的一份子，这些县的县长先后已由牺盟会掌握，这样就发生了与牺盟会争夺政权与争取群众的矛盾。余毓生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学习过，但因时间短，也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统一战线的训练班，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普遍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称赞与羡慕，他们受到了抗战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所以无论杂牌军、中央军的军官们都要求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这是开这个训练班的原因。

　　余毓生在受训练后，很得到魏巍的赏识，曾与他谈话过多次。在成立33军团地工会时，余就被任为各部总干事之一。余曾向我谈过，本来他在受训后就要参加八路军，后被劝说仍回原部队，他只好口来。但他认为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动员群众抗日的，他主张要与山西进步力量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等团结合作抗日。这在33军团地工会的人员中是有进步思想的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他也成了魏巍得力助手之一。

　　33军团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军团长李默庵兼任主任，魏巍兼任秘书长，他们决定从原来两个师的战地工作队和地方工作队中，抽调200多人做地工会工作，这时国民政府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地工会基本以此纲领为基础进行工作。

　　地工会成立后，大约在1938年夏秋间，魏巍以李默庵名义邀请晋东南三、五专署及决死三纵队负责人杨献珍、董元知、戎子和等到中村开会，提出共同成立“晋南战时总动员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县战时工作，事实上是要中央军33军参加地方政权。会上争论激烈，戎子和、董先知等都是共产党在各专署及决死队负责人，他们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自然反对中央军参与政权，他们只同意成立一个各县带咨询性质的委员会。会议无结果而散。我由北平镇返回中村途中正遇着开会回来的赵城县长，他是新任的牺盟会员的县长，我们交谈过一次，他对我们搞地方自卫队不同意，说这分散人力，破坏抗日县政权，对抗战不利。在山西进步力量建立抗战根据地时，33军团的地工会要插入一手，派出的各县工作队要打人地方政权，自然要引起磨擦与冲突，除了少数人像余毓生、冯毅等外，那时很多人还不知道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还把它当作间老锡搞的一套控制人民的像公道团一样的机构。

　　我到中村后，向刘戡、魏巍汇报了在四县工作情况，魏巍对我的工作感到极大兴趣，并要我去地工会作一次介绍经验的报告。我与夏讷、何令扬等早就认识而且在一起工作过，对余毓生是初识，觉得他热情，能讲许多抗战道理，我们也成了朋友。

　　33军团在晋南搞地方工作，并不是蒋介石和中央军的抗战作法，它是私搞的，反而引起了其他军队的怀疑，认为是有抢夺地方政权，建立自己势力的野心；国民党政府及军事上级虽没有下令制止，也没有正式承认，但传出要将33军团全部调回后方，李默庵、刘戡也在活动想调回后方，毕竟在敌人后方作战是困难的，这时武汉已失守，今后抗战大局如何不知道，人心不定。我听了这些消息后，觉得这大半年来参加抗战算是得了点经验，受苦我不怕，开始我是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兼队长，后又当什么特派员，津贴比队员拿得多（约七八十元，队员只二十余元）但我同他们一样生活，一同走路，并不特殊化，伙食、劳作、行李都是一样的自己背着，同样翻山越岭。所以受到队员们的好感，我自己也乐于同他们一道，共同干抗战、建立根据地工作，心里是愉快的。现在听说要离开山西，我原来的想法破灭了，就不愿意呆下去了，向魏巍提出要回后方看看，实则我想另找抗战出路，于是我于10月间经垣曲过黄河离开山西。

　　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行李，只身走向黄河，感慨万千，1937年底过风陵渡时，意气风发，做着打回北平去的美梦。现在灰溜溜的一个人，虽不是丢盔卸甲而逃，但一年来抗战又干了些什么，吃苦耐劳不怕，丢弃了自己的抗战想法觉得孤寂。所以，当渡船到达南岸，我上岸后向河北磕了一个头，口中说告别了山西，我再也不回去了。

　　可是到了西安后，接触了新的情况，我又改变了我的想法，回到晋东南建立敌后抗战据点的想法又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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