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28)_杨公素

二八

　　1937年11月，南京失守，抗战处在紧急关头，由苏联驶来大“羊毛”车，实际是军火车。前方抗战紧张，我感到读书办教育已无救国希望，弃笔从戎，才是一个青年人最应做的事。我不甘心在兰州无所事事，乃同顾先生商谈要去武汉，另找机会抗日或做其他什么工作，他同意后给了我路费，我于11月18日离开兰州搭乘卡车回武汉，从此离开顾颉刚先生，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我对他非常敬重和怀念，他不但是著名学者，还十分爱护青年。他是史学家，对中国古籍经史有极深的造诣及建树，而他对通俗文艺和边疆问题也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工作得他指导及支持很多。解放后我去了西藏，听说他受到政府的聘请负责主持标点二十五史，但因在藏，无法同他见面。

　　§武汉大学生战地服务团

　　我离开兰州时因乘车困难，搭乘一个中央禁烟委员会西北考查团五人包租的一辆卡车，经西兰公路走了五天才到西安。在车上与他们同行同住混熟了。开始时这些人自认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对我这学生看不起，后来却极为要好，认为我是有学问的专家。他们知道顾颉刚，更知道中央庚款董事会，因为沾一点洋人的气味，他们对我就另眼看待。到西安后说我们同行一道不容易，交个朋友，请我上馆子吃一顿分别酒，饭后拉我去开元寺打茶围。开元寺在东大街，是西安公开的妓院所在地，打茶围就是去妓院找妓女陪吃茶点，要是看中了那个妓女就可同她深交下去，要请客人朋友到她房间开几次盘子（即摆上很多茶点）、吃花酒，然后可以同她住宿。

　　我第一次看见和听到这些，所以跟他们去了，我表现得很别扭，很不适应他们那一套应酬与打情骂俏，他们却是老手，一去就热闹起来，叫条子、转条子（叫条子就是叫姑娘，称妓女为姑娘，转条子就是你看中了那位妓女就请朋友去她房间打茶围）闹个不停，他们要为我介绍一个，我拒绝了，一是看不惯那套，也不耻去玩妓女，再者也没有钱。他们见我有点不高兴就让我先走了，一再说这是逢场作戏，不必认真。后来我又去过西安几次，虽说是抗战的后方，西安面临潼关黄河日军前线，但只要敌机不来轰炸，仍是歌舞升平，战时繁华之地，人人发国难财、抗战财。开元寺生意好得很，那些国民党党官、军人无不去寻花问柳。西安成为畸形发达的社会。

　　由西安到武汉后，先住青年会体育房里，因华北、平汉、平京路上日军节节前进，南京失守，大批逃亡官员，政府机构、各种人士及群众来到武汉，武汉常遭到敌机空袭，我在一次空袭中丢失了行李，急忙搬去武昌武汉大学去住下。我有几位燕京同学，其中有位姓赵的燕京同学，他现在武汉大学寄读，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在武汉的燕京同学知道燕京大学已在北平开学复课事，它是借美国的后台不允许日本的干涉而复课，日本也要使北平平静给人们一个它统治下的稳定与和平的假像，而让北平各学校、商业、交通等恢复“原状”。于是有人经粤汉路由香港去天津返校，燕京捎信要我回校办理硕士学位手续并留校当助教。这自然是我原来选择的道路，但一想在日本统治下生活，总是有当亡国奴之感，我不愿意。要是有机会参加抗战，打回北平去岂不更好。

　　正在徘徊犹豫时，遇见朱远谋，他是我们去绥远考察时认识的，是北平大学学生，广西人，此人能言善谈，热情友好，他也住在武汉大学，积极在广西军队中找关系。他知道武汉大学生正在原武大老同学、现任中央陆军83师的秘书谷若虚的活动下，组织一个抗日战地服务宣传队，去山西83师前线为抗战服务作宣传工作，并知道83师隶属14军，它们正在山西办一个什么抗战工作人员训练班。那时抗战兴起，人民抗日意识很高，各种训练班到处都是。各地流亡学生很多，有的住在武汉大学，找机会继续读书，或者参加抗战。

　　武汉形势紧张，敌机差不多天大轰炸，但武汉抗日情绪很高，大家奔走寻找抗日道路。我在这时遇见我大哥余燕昌，他劝我回沙市家中住一时期，过了抗战再说。那时人们都受了国民党政府的宣传，连胜论的思想占上风。我在抗日气氛高涨的情况下，如何能安心回家过清闲日于？我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燕京同学想去延安，他说去延安的太多了，都要先去抗日军政大学受训，不如去临汾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那时山西是抗战前线，八路军和丁玲领队的抗日服务团、宣传队是青年人羡慕的偶像。他们在山西打了胜仗，极为鼓舞人心，去山西前线抗战是当时武汉的抗战青年最时髦的号召，自然我也想去，但一听去革大还要受训，去抗大要受训，心中很不高兴，心想我研究院已毕业了，现在抗战还要受什么训？十分反感。

　　14军在山西赵城开办一个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到处招生，并聘请教官，谷若虚也负责聘请教官。朱远谋以北平大学生毕业生的身份与谷联系受聘，极力介绍我应聘。这样我与谷若虚见面了。那时许多学生特别是平津、各地沦陷区的大、中学生逃亡在武汉、西安，都极积活动要参加抗日，各个地方各种军队都在抢人才，开办各种宣传队、服务团拉笼学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式采取共产党、八路军享名一时的抗大和战地服务团的形式。谷若虚了解我的学历后，就聘请我为武大战地服务团教师，并推荐我为14军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这样既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又满足了我的速胜论的观念，叫着打回北个去，以抗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燕京。可见当时我对抗战的认识如何幼稚与浅薄。

　　1937年底，武大战地服务团出发了，他们都是青年学生，热情高涨，抱着去前线抗日作出贡献与牺牲的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乘上去河南渲关的火车。我同朱远谋、还有一位武汉大学姓王的毕业生三个人，作为教官身份同他们一起坐着铁门车经郑州，转陇海路到潼关，过风陵渡，坐阎锡山同蒲路的小火车，在冰天雪地中到达赵城，住在汾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中。这次旅行虽沿途受到日本飞机骚扰，但情绪高涨，一路抗日歌声不断。

　　在赴赵城沿途的几天火车生活中，大家互相有了较多的认识与了解。这位朱远谋虽然夸夸其谈，但他胸无多少墨水，我知道北平大学是我们所说的野鸡大学，专为混个文凭的学校。而这位姓王的武大毕业生，比老朱高明不多少，我自视比他们要高明得多，他们也慑于我的名牌大学与学历对我尊重，我们这一群人，有抗战的热情，却没有什么抗战的本事。只好到了赵城再说了。

　　到了83师师部后，师长刘戡、参谋长魏巍及师部各处官员和各团的团长等举行了一次见面会，也算是欢迎会。这些军官都参加过1937年秋忻口抗日战役，他们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很欣赏八路军的民运工作，战地服务团不只宣传组织群众，还宣传鼓励战士，使全军士气高涨。看到他们也将有战地服务团类似的青年团体，极为高兴，他们鄙视原有国民党军队里的政训处及其政工人员，说他们只卖狗皮膏药，当官拿钱不干事。在见面会上由魏巍讲了几句话后，即由武大的服务团表演节目，除了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外，还表演了一个活报剧《大刀进行曲》。照我看来，无论唱歌和活报剧技术都不怎么好，但是精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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