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15)_杨公素

一五

　　1928年春我穿着马褂蓝袍，手提网篮行李，拿着大哥给彭文余的信就走进苏州。我在汉口买了一枝当时盛行的watennan自来水笔，别在马褂的扣子上，一到下关由轮船转到火车，这枝新买的外国笔就被扒手摸走了，我吓了一大跳，幸亏带的路费、学费还没有丢。那时南京已成立了国民政府，江浙一带交通还是畅通的。到了苏州，找到了彭文余，他帮我补考，考上了初中三年下学期，从此我就又当上了外国教会学校的学生。在苏州上学七年半，直到在东吴大学毕业。

　　苏州是有名的地上天堂，我初到时印象颇不佳。从南京坐火车到苏州，经由常州站后，即上来一些小帽灰袖紧腰的青年，说话类似女子，我第一次听到江南声音，颇觉奇怪，这些南方人竟同女人差不多。但窗外江南景色十分迷人，我去时正近暮春三月，沿车窗看去，两边树密草长，河渠纵横，一片绿色，间有菜花块块，黄绿相间，非常迷人。

　　下站后先住阎门一家旅馆，阎门是苏州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街上车马拥挤，行人众多，我不敢上街闲玩。第二天坐人力车去天赐庄找彭文余。久仰苏州有东方威尼斯之名，但我第一眼，对城内河桥的印象并不佳。后来在苏州住久了，才领会苏州水乡之美。东吴大学占天赐庄一大片土地，砖墙内圈住广大的林园楼房，有高大西式建筑，有绿草如茵的草场和球场，有教员特别是洋人住的小楼，有男女生宿舍，我一进去看校内好比大花园一般，心中豁然开朗。我又进入了另一个天地，重新开始我的学校生活了。

　　我在初三算是年纪大的，同学家里都是地主，孩子不必要靠读书学本事，上学是让孩子去混资格，但多数年纪小的同学，学习成绩都很好。虽然我在沙市、武汉呆过，但比起江南子弟来乡土俗气还是不少。这里的中学生衣着入时，高级衣料，大都是面皮细白，也有几位身高体壮的。再有一点就是语言不大通，他们都说苏州话，功课除英文数学外，音乐使我最难堪，我不但嗓音哑而且五音不全，一唱就走调，成了班上开玩笑的对象。在苏州住久了，听苏州及上海等地的话已不成问题，自己也学会了说一些。

　　我进入高中后，熟悉了环境，渐渐活跃起来。首先令同学及学校注意我的是在体育场上。我踢足球算是老手，从分班比赛到与大学队比赛，我都是中坚分子。

　　我还学会了打篮球，不久我就被选入校队，有一个时期我在足、篮球场上出尽了风头，成为全校学生中的知名人物。我因而结交了不少朋友和几位密友，杨公素就是其中之一。

　　东吴大学除了文理法（法学院在上海是夜校）学院外，还有体育系，培养体育教师，上这个系的人不多，只有十来人而且大多数是外省来的。体育系主任姓许，叫名辉，广东人，美国什么大学体育系毕业，他是打排球出身，在当时中国排球界是个老前辈，知名人士，他很想拉我上体育系，但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毕竟是经过了大革命浪潮，我要学本事、做学问，有专长，我不想做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

　　在中学三年半，是我适应苏州学校生活，功课打基础的时代。有几门课程我是不喜欢也学不好，只是敷衍应付及格。我的几位同学高三毕业后上东吴大学学的都是医预科，三年就可直接上协和医学校，那是当时较好的前程。有一位姓陈的同学，在中学时我们时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上的话题，上大学他选了医预科，就几乎见不着他人了，有时很晚了才见他从科学楼穿着白大衫出来吃饭。后来他上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我到燕京时，有时去看他，他已是大夫了，那时协和医学院，在全国以及亚洲都有名，在东吴上理科的都以上协和为目标。上医科不需要高深的数学，但需要很坚强的耐心与记忆力，我曾想去试一下，因为我的自然科学成绩不佳，而且死守实验室却不及坐图书馆引起我的兴趣。我要学本事，自然想到学医，那可是铁饭碗，但由于我的基础与兴趣的关系，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

　　因为苏州离上海近，上海滩上一些新文学、俗文学、闲趣文学、低级文学的作品、刊物，苏州都能买到。鲁迅、梁实秋、郁达夫、沈从文、林语堂等等各类作家的作品我们都看过，但是只是作为消遣而不深作研究。一位徐商寿同学对文学特别对新诗有兴趣，常常作些新诗在上海（现代）杂志上发表，他身体瘦弱，但极聪敏。我那时不懂诗，不喜欢新诗，更不喜欢他那现代派的不规则的诗句，常常同他开玩笑。他却执着地做他的文学学问。

　　我发现我真正的兴趣与志愿却在政治、历史、国际政治方面。

　　6．“九·一八”与我的边疆问题研究

　　§在东吴大学

　　自进东吴以来，很少谈大革命、武汉时代的情况，一则中学生不谈政治，东吴中学生多是些有钱人的子弟，他们都年轻，无论是家庭和苏州那个社会似乎都超然于国家政治以外，接受了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人去谈论它。其实那时国内战争不停，但乱不到苏州来。二是我自己不愿谈，特别是武汉生活那一段，我当时的心理是矛盾的，我认为在武汉和在沙市闹革命的一段经历是自己的失败，但对东吴学校同学们那种不问政治、不问国家大事，昏昏然过一种在外国教会指引下的无忧生活又非常看不起，自认为是老革命、过来人，觉得同他们谈国家大事没有必要，他们也并不要谈。

　　1928年出了件大事，蒋介石北伐在济南被日军拦阻，日本军人疯狂到占领我青岛、济南并杀死我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打死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甚至扣押南京国民政府前去交涉的外交部长黄郭。这样辱国的侵略行为，当然引起全国人民公愤，报纸的报道与宣传也轰动了东吴校园。当时我同大学生接触少，而在中学生中却引不起什么波澜，只有少数个别同学同我谈谈，表示恨日本，对蒋介石不满。我心中却激起无限爱国热情，觉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国民政府太不争气，中国军队太软弱，这个学校太不爱国，这几个“太”，让我心中十分难过。

　　我当时对国内政治，尤其是国民党内派别斗争，什么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蒋介石派之争，丝毫不感兴趣，特别是吴稚晖倚老卖老的一派胡言，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大量登载，人人拿它谈论，我对之看都不看。而对日兵在山东济南杀人，中国军队不敢回击却绕道而过，躲开日兵还声称什么继续北伐！到了北平，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四人合影登在报上，称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会师，中国统一了，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胜利了，大肆宣传，东吴校园里也有一股高兴、胜利、乐观的气氛，我也受了点感染，但掩不住心头的济南国耻。我本来也是不谈政治的，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屠杀与侵略，心中忍受不了。在中学时代虽然我迷于踢球，但仍留心国家大事，尤其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与国耻。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