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11)_杨公素

一一

　　我一到沙市就找到了邓恢复等一帮闹学生运动的同学，离开沙市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方、童、刘等老师走了，新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刘佐龙部来到沙市，党部、各种组织、工会、学生会、商会都公开了，可是人都换了。国民党江陵县党部，沙市市党部都公开挂起牌子在沙市最大的建筑物商会办公，但沙市属江陵县领导，是它下属一个区党部，县、市党部的领导人都是由武汉新派来的，不认识我们，把我们排斥在外，不给我们工作。

　　我同邓恢复、彭泽林找到过去一起闹运动的人去同他们交涉，由一位姓文的代表县党部找我们谈话，说可以接纳我们入党并作为第一区党部（沙市区党部）委员，但必须服从县党部领导。那时县党部也驻在沙市，直接领导沙市工作。我们不同意，还想兼做县党部工作，认为县党部也只是做沙市工作（实际当然不是的），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服从他们领导，认为沙市的革命工作是我们搞起来的，应由我们来主持，这就是争夺权力。当时我并不自觉认识这点，以上述理由来反对他们。结果就在1927年2月间，江陵国民党县党部就公布把我们三人开除党籍，他们这样做是消除我们在沙市部分学生中的影响。

　　这样，我、邓恢复和彭泽林三人就无事可干，再也不能去商会那里，也不能找一些老同学，只有另想办法。我们就想去武汉直接找老方他们，听说童、刘两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认为他们了解我们，会给我们想办法的。

　　恰恰那时由朱霁青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点检团来沙市点检刘佐龙的部队。我们找上了朱团长的一位秘书闲聊，询问他关于北伐和武汉的情况，他很想知道沙市的情况，我们就把我们知道以及不满对他说了，他很感兴趣。他同意我们乘坐他们的小火轮去武汉。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很幼雅，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中发生的问题，所有由武汉来沙市的国民党负责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允许我们这些人参加权力机构。我们更不知道国民党内、国民革命军内的复杂情况，以为这个朱霁青的点检团就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了。

　　我在沙市三四年的时间，由一个乡下顽童成了洋学生，又在大革命浪潮中闹了一场“革命”，成为一个热情盲目的赶浪潮的青年。

　　3．“外交部特务处”

　　我们到武汉时，正赶上汉口工人拿下英租界，多年的江汉关前大英租界收归中国人管理，一时武汉三镇革命气氛十分红火，街上有工人纠察队，儿童团巡查、站岗，到处是红色标语口号，人们扬眉吐气、喜气洋洋。我们看了真是高兴极了。下了船后，我们三人先住在武昌一个小客店，然后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各人自找熟人想办法。邓恢复的叔父在文华中学教书，他一去就被叔父留下，叫他继续上学，于是他就当了文华中学学生，从此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上海银行办的旅行社武汉分社职员，我们几十年未见过面。

　　直到1950年我去重庆路过汉口时，才在武汉外事处见过他，那时他还在上海银行，以后就没有再见过。我很关心他，因为他是我在沙市圣路加中学闹学生运动的好伙伴，他家生活不是很宽裕，是基督教徒。他叔父就是因为信教才能在文华大学毕业来到圣路加当教导主任的。他叔父虽然是英文教员、教导主任，管学生不是很严，对我们只要功课及格，在校内不闹事，就不大管我们，我们在“五卅”案后闹学生运动他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邓恢复能说会辩，英文很好，冲劲很大，但服他父亲管，胆子不如我大。我常常责问他信什么洋教，他大概因从小受的影响，反帝国主义、反洋人他干，反基督教他不干。记得有一次我们学生反对做礼拜，那时圣路加中学学生每礼拜天必须去教堂做礼拜，我们不信教的学生反对，那位邓副校长在教堂门前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话，大声说谁不做礼拜站出来，只有我一个站出来邓恢复当天下午就找我说我胆子大，有勇气，但又劝我还是要遵守校规，我们两人这次吵了一架，我以为学校要开除我，后来却没有事，我照样去上学。邓恢复反而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多少年来一直记得这件事。不知这位同学还健在否？

　　彭泽林家在沙市是做皮鞋的，他原在武汉读书，后来转学到沙市一个商业学校，我们是在搞罢工罢课，收查洋货时认识的。国民革命军来到沙市组织党部时，我们三人站在一起反对由武汉派来的人掌权，也就成了好朋友。来武昌后他找到熟人去黄埔武昌分校，后来听说去苏联学习，以后就不知道下落了。

　　我走了另外一条曲折的路。

　　我找到了原来圣路加中学教员童、刘两位先生，他们都在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工作。武汉特别市党部、湖北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都在原英租界友谊街的三间大楼内办公。这个友谊街很特别，有东西二道门，东门出去是中国地界大马路，西门出去就是英租界。据说这个街内的三间大楼是三个军阀、政客的产业，可能是荆云鹦、萧耀南等三人的，三座大洋房成了革命工会的住所，三座房子对面几间小洋房是住人的。这个街把东西大铁门一关，就成了一个单独的区域，与东西边中国地界和英租界隔开了，无论开那边的门都可以和中国势力和英国势力发生联系，真是巧妙的安排，也可见民国时代那些大军阀、大政客的处心积虑与背景。

　　我找到童、刘两先生，把我们在沙市的遭遇说了，他们是1926年初和老方同时离开沙市的，对于沙市一年来情况不了解。他们带着我去见在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老方，听了我的汇报（自然是我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沙市搞学生运动，在他们领导下受排斥）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老方就留我在他那里工作。他现在是总工会武汉宣传总队的队长。在省总工会宣传部领导下，而宣传部长就是当时有名的工人运动家林育南。宣传部在三楼上，我被安置在对面小房子集体宿舍睡，白天上班，同老方到各工厂向工人们宣传演讲革命道理和形势，鼓动工人闹革命。我跟他去过几个在武昌的纺纱厂，还去过汉阳兵工厂等大厂。

　　开宣传会往往是老方先讲话，然后是工人宣传队（那时每个厂都有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队）的人讲话，要我作记录。我那时已被武汉革命气氛所陶醉，热情高涨，眼花缭乱。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工人运动领袖，向忠发当时是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和项英、林育南等在一个大餐厅吃饭，我当然可以见到，当时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恽代英我也见过。全国总工会就在隔壁大楼里，还见过有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只注重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革命，我能够参加进去该有多么的高兴，在宿舍里同房的青年互相吹嘘。但只有一个多星期情形就变了，老方忽然对我说不我适宜作他助手，教我搬出去另找工作，于是我只有搬出友谊街。暂时在一个小破旅馆住下，等着另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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