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传(81)

八一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第二天（12月6日）新华社发表了简短的新闻，报告李可染病逝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等登载。他病逝的消息，我是5日下午才知道的，我中午到北京时大家还在抢救中，这些细节都是李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李氏去世后，香港曾有中国画展，据说有一张李可染的作品高价（100万港市？）卖出。但据李氏母子告诉我，李氏去世后，他的作品全部都由国家登记保藏，想是早年港人或新加坡人买去的作品，据说日本也有一些他的作品，都是他生前的画作，而今他的作品是不许被当成商品般拍卖的，全由李可染纪念馆保藏，我只希望有一天他的画作能在台湾做一次高水准的展览，让大家欣赏这一代艺人的神笔。

　　海峡两岸的风风雨雨，大家都想做中介者，我希望有人能为文化交流而努力，不为名、不为利，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看看我们中国人中有多少国宝了！

　　【访西安】

　　1990年5月底，我赴西安访问，这是我多年访华最大的收获，不但看到代表中国文化的古城，也看到不少珍宝。

　　西安就是历史上的长安，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诗词有关长安的杰作太多了，历代君皇既选择此地做都城，自然吸引了不少骚人墨客竞求进身。西安是陕西中部平原被山带河的要津，地势优越，汉、隋、唐等王朝都以此为首都，有1200年的建都史，不但是“秦中自古帝王州”，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西方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那么东方可以说是“条条大道通长安”。这个地区除了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发展，交通方面也占了地利，据说长安是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其它城市有商业往来及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城市，远在2000年前就和外国有了交往，可说是国际交流的开端吧。

　　秦代长安还只是一个乡名，直到汉高祖刘邦在位第五年（公元前202年）才采居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建为首都。

　　西汉时期，蚕桑大量生产，丝织的丰美多彩到了一个高峰，西汉皇帝常把丝织品赏赐给各国君长和臣僚。据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西汉前期的丝织品，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

　　所谓丝绸之路是由西安北经陕西的分县、长武，进入甘肃的泾川、平凉、过六盘山，又下厉河，再渡黄河，经景泰、大靖、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西行。另外一路西经镇县，有些不同。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击败匈奴国，唐玄奘赴西域取经。走的都是陇西路线。

　　张骞出使西域时，陇西（甘肃边界）常有匈奴出没，张骞带领随从进入甘肃，就被匈奴的骑兵搜捕，押迭到匈奴单于王庭，被囚禁多年后，才逃出匈奴国。翻山越岭，忍冻挨饿地穿过沙漠，前后十有三年才返回长安，去时100多人，回归汉土只剩下张骞和一名随从。

　　张骞建了大功，被升为中即将。公元前119年，再度出使西域，这时离开他第一次西征已有18年。这次他带了随员300多人，大批金币、布帛，主要目的在联络邻邦，以断匈奴的左右手，虽然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大功告成，西汉王朝也增加了许多与异族的交往，丝绸之路更是一片繁荣景象。

　　但好景不长，北匈奴在边界陈兵数十万，剑拔弩张，使汉朝丝绸之路大受威胁。当时的青年名将霍去病18岁从军，24岁早故，他短暂的一生屡战匈奴，屡败匈奴，使西汉的河西走廊与外界保持交通。

　　我到西安时刚好他们在举办“丝绸之路”纪念之旅，西安的历史博物馆展出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古物、壁画、珠宝、玉石、衣物、用具、仪器、刺绣，以及外国使节贡献的礼品等等，真是洋洋大观。

　　在西安时，省府外务主任陈祥林先生要我去看看霍去病的墓陵，因为祁连山的茂陵有16大件石刻都是2000年前的作品。他说，画马的艺术家都会去流连鉴赏一番，因为这些石刻充分表现出战场上游牧民族与马群不可分的结合。

　　虽然中国习俗对掘墓有大忌讳，但人口众多，不少墓地都被破土建筑，秦始皇的陵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现的。据说，在泥土之下深藏两三千年前的东西，一旦见光可能会受损，因此文化部已决定要等科学再进一步发展，能完璧保全古物之后，再继续出土工作，现在光是秦始皇的陵墓就够专家去做二三十年的研究了。

　　不看兵马俑，无从想象古代皇侯的穷奢极侈。那天，我去看兵马俑古迹，感慨与上长城等深。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古中国、埃及、印度都有残酷的陪葬之风。古代帝皇死后，宠妃、侍卫和其他生前喜爱的东西都要一同葬入墓穴里。如今中国为俗要烧些金银元宝、车马用具给死者使用，大概是受到这个流传习俗的影响。

　　【中国人】

　　已故名报人、艺术鉴赏家魏景豪先生，70年代在电视节目中有一项非常精彩的评论，名为“中国人”；1988牟伦敦电视也做了一项深度不错的中国节目——“龙目”，分别介绍近代中国人的生活，除了衣、食、注行之外，也旁及文化和政治，使外国观众有机会多了解中国人。可惜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电视台都没有播送，但海外的中国人看到了后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充分显示外国人对中国很好奇，并不断进行探讨，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及未来也不能不加深了解和做些该做的、能做的工作。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的外来压力是东北事变。1931年我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读一年级，我们的教师叫李洁吾（已退休，现仍健在，我在北京时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毕业生。虽然我们只是小学一年级，他仍尽量在文学作品中使我们初步接触中国文学的精华。我们都是六七岁的小孩，天真、无知，但常在家里、在校内听成年人议论纷纭，有些同学说家里来了些东三省的亲朋，使我们幼小的心灵无形中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大人讲到日本人时都面有忧戚。

　　父亲当时在北大任教，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务长，晚间常有客人来访。他们在谈论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听，好像来客们总在讲避难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要避难，但我们知道这和日本人有关，使我对“日本人”三个字有了恶感，当时心中也有个大问号，我们为什么这么怕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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