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传(73)

七三

　　1954年我与黄氏夫妇相识时，黄家老太太已去世，而黄亨祥已脱下军装，成为该州数一数二有名的牙医生。

　　很少人知道赵银梅的中文名字，大家都喊她茱丽亚。

　　茱丽亚和我初见时就觉得我们两人很相像，我们在一起时别人总会问我们是不是姐妹。

　　茱丽亚住的美国中部50年代中国人还很少，于是她也得多和美国人交际。黄医生喜欢各种运动，尤其是每年的狩猎季节一定和那些喜欢打猎的人去打野鸭、猎鹿等，夏天则去加拿大有河有溪的地方钓鱼，冬天又去滑冰。总之，除了工作就是那做不完的户外运动。茱丽亚也学会了滑冰、钓鱼，但打猎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敢奉陪了。

　　1964年我的密友做了威斯康辛州长，他一连三任，三任完毕决定不再竞选，当时州长没有限期，只是他对政治生涯有了倦意而转入企业界。既然好友是州长，我去时当然就往在州长官邸，后来州长夫妇两人离婚，我为了避免瓜田季下，婉拒再到州长家作客，于是黄民夫妇请我住到他们家中。直到州长夫妇办妥离婚之后，我才再到那华美的官邸作客，为此该州州长以及其他政要也和黄医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周末我到该州作容时，男人出去打猎或钓鱼，我和茱丽亚两人就有聊不完的话。她喜欢作画、做女红、织毛衣，是一位贤慧的主妇。他们的一男一女和我的两个女儿年龄相同，因此他们若到华府作客，也把两个孩子带着。那时我们的孩子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但又不完会是小孩，是最不好管教的阶段。有一天茱丽亚和我说：“孩子在12岁到18岁这阶段，最好把他们都冷冻起来，等到了19岁较懂事时再放出来。”

　　我说：“假如真能如此，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他拉夫妇在那时期就常为了孩子的事而发生争执。

　　有一天晚上我们4人（黄氏夫妇、州长和我）吃完晚饭回家，已是12点多了，黄家女儿出去，讲好11时以前一定回家，左等右等仍不见人影，后来还出动了警察，因为怕孩子驾车出事。结果女儿自己回来了，原来她和同学去跳摇滚乐，忘了时间。太太于是怪丈夫宠坏了女儿，倒是女儿乐得轻松，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也。

　　茱丽亚的丈夫养狗，女儿养金鱼，儿子养鸟，家中经常要有佣人清理，还好房子大，不然就像住在动物园中。

　　银梅的两个孩子，都和美国人结婚。男的有一个女孩，女儿则没有生小孩，几年前先后到台北数次由天主教会协助领养了一男一女，男孩已有五六岁，小女孩也4岁多了，都是正统的台湾人，非常可爱，也非常顽皮，可能是父母太宠爱之故。我每次到威斯康辛州都和黄家人相聚，而我和银梅真是生死之交，如今回想，只可说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访问板门店】

　　我记得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和外子曾于1955年初访板门店。那时从汉城到板门店沿途戒备森严，汉城到汶山这段路还好，过了汶山之后，沿途都是崎岖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单行道，前面若有车辆，后面的就得饱吸黄土。后来局势渐趋和缓，虽然偶有争论，但双方正尽力改善关系。

　　有一次我到板门店时正是元月雪后，气温在零点以下。

　　北方的天气有一特点——四季分明，汉城美艳的菊花已盛开，虽是寒冷的晨冬，却有温馨之感。

　　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面对板门店的冬天。

　　板门店是中立区，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点，就如原东西柏林的围墙一样。如今柏林围墙已倒，朝鲜和韩国也开始接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在这所谓的中立区，双方代表每天都得开一次会，但据说只争议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大问题谈何容易解决。

　　那天，驻该处的美军领了10个警卫，带我们去看他们开会的地点。那儿有几幢临时盖起来的房舍，是双方一起驻防的非武装地带，无论是哪一方，每人只许带一枝枪，分配一颗子弹。而所谓联军也者，几乎全是美军，因为暂时停战后，其他各国的军队都已撒离了。

　　我们站在冷风中，从窗外看窗内的开会情况。朝鲜共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将领头；联军也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尉领导。中午12时正，双方同时从反方向进入会议室，面对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换一些报告与公文，由双方的翻译传达，前后不到半小时。散会后大家又各自从来的方向离开会常由小会开到大会，许多的国际会议劳民又伤财，到底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天晓得！

　　会后我问联军代表：“你们今天谈些什么？”他说：“我们报告联军人员的更换，他们也报告他们人员的更换以及一些抗议，我们也回敬数项，如此而已。”

　　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局面相信是有史以来最长久的非正式停战协定。美军在该地驻守了30多年，简直是和平的耻辱，也是历史的悲剧。

　　【访问原苏联】

　　1983年冬天，我代表白宫出口委员会第一次访问原苏联，同行的有两位参议员，一位是共和党，一位是民主党。我对原苏联的认识除了来自报纸新闻之外，就是从一些到过原苏联服务的使节口中听来的。最多也不过是和原苏联使节在宴会上有短暂的接触，但这都是非常皮毛的。百闻不如一见，而这一见使我感受极深。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就体验到经济问题的严重。先谈他们的吃住环境。

　　我们住在红色广场对面的大酒店，是美国使馆替我们安排的。这酒店共有1000多个房间，但设备比三四流的旅店还要简陋；枕头毛毯都是稀薄的，不过还算干净，浴中已洗得不能再用了，而且每个浴室内只有一条，洗手间的用纸是硬粗粗的，肥皂小小的一片。那么多的劳工，不知在做什么。

　　酒店有一规定：每一位客人有一把房门钥匙，但外出时要把钥匙交给该层楼的管理员，然后换一张入门证，为了避免闲人进出旅店，所以门口派有守卫，检查每一个人的证件，没有入门证者，甭想进去。据他们的解释，这不是监视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

　　我在晚宴中对美国大使报告了这个新的经验，他说：“这是他们的安全政策，我们进出一样也要出示证件。”旁边一位公使对我开玩笑说：“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把旅馆的钥匙带出来。”

　　他有点向我挑战的意味。我笑着说：“明天我试一试。”

　　第二天早餐过后，我们又要出门开会，我拿了两包香烟到柜台前面，管理员是一个又肥又大又凶相的女人，她正在抽烟，我把一包香烟给她，她只拿了一根，以为我只给她一根吧。我说：“全包给你。”她笑了，于是把入门证给我，我又再送她第二包香烟，她乐极了，忘记问我要房间的钥匙。

　　两包香烟算什么，但在莫斯科却如此可贵，我虽然赌赢了，但我并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悲哀。大家都说中国人穷，但从大陆去原苏联的中国人常被原苏联人围着要穿的、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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