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传(39)

三九

　　不过陈纳德将军从未踏入政治界，虽然有许多人一再要他出来竞选议员。

　　初搬到华盛顿时，我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认识仅止于过去与外子同来华府时，碰到的一些国会领袖。准备入籍美国公民考试时，我读了些美国宪法方面的书，记得从前在学校里，历史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而历史又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我替共和党的尼克松与洛克菲勒助选，算是首次在美国参加了政治活动。

　　我为什么加入了共和党？因为共和党里有人一再鼓励我入党。1959年，我在宴会上碰到几位共和党人士，他们问我在哪儿工作，我告诉他们乔治城大学，这时有一位名叫施薇亚·赫曼的女政客，她是马里兰州共和党妇女会主席，问我对政治有无兴趣，我回答颇有兴趣，我希望尽可能地了解美国的一切，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施蔽亚接着对我表示，她正在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为尼克松助选，请我参加这个团体，我欣然答应下来。回顾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台访问时，我曾和他有数面之缘，外子和我在台湾还参加过欢迎他的宴会。

　　这以后，我和他即无进一步往来，但外子去世时，尼克松寄给我一封辞意恳挚的唁信。从那时起，他不时与我联系，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选人，更关心亚洲事务。为了这个缘故，当赫曼太太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时，我当即同意了，记得她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见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访台时，那是与艾尼初次搭档。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进谒蒋介石及夫人，外子与我应邀出席蒋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前面说过，外子是生长在南方的民主党员，眼见尼克松在政坛上一步步起来，他对此人并不很欣赏。记得欢迎会结束，返家途中，他对我说：“这人有点不对劲，但是哪里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我对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实上，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也无以自解。”

　　在党里，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竞选时的简单工作——打电话，请人们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我开始了解初选的重要性，如果选区内某人年纪太大，没法出来投票，你就自告奋勇去接他，诸如此类的事，使我在那二年里，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实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使我在侯选人之外，认识了许多美国人。当时，支持尼克松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败给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觉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关伊利诺州库克郡偷票的传说，传遍了全美国，尼克松拒绝追究此事，这是为顾全大局，否则闹起来，只有对国家不利，我认为尼克松此举，令人钦佩。

　　电视权威大卫·佛斯特1977年采访尼克松之前，曾数度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他，因为尼克松辞职后，我即未与他联络。

　　人们经常问我：“尼克松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马时，许多和他共事的人对他的交情，远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时我入党历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选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的会员包括所有共和党籍参议员的妻子，以及妇女领袖，鲁斯夫人亦在其中，秀兰邓波儿也是由我推荐入会的。当时我还很天真地向竞选干事建议：“尼克松在公众场合为什么不和夫人亲密一点，适当时，也可吻她一下呢？”他们对我说：“你别跟他提这事，他不愿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尼克松夫妻俩都是在交际场上较保守的，使人有点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总是过于一本正经。

　　尼克松那些来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对傅勒夫妇，也觉察到了这点，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乔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松有意竞选加州州长，遭到几位好友坚决反对，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劝尼克松：“等1964年卷土重来，不要这样早就竞选州长，你也许应该从现在起就打下一点经济基础——找些人来，为下一次的总统大选进行准备。”但尼克松不顾朋友力阻，终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

　　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克松已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不过他们错了。

　　对于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功臣，首推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契尔。尼克松从加州迁移到纽约做律师就是和米契尔共事，他策动东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经过许多长远的计划，他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无日不以此为目的。尼克松夫人当初是苦劝夫婿退出政坛的，但尼克松对于政治一向热中，急流勇退实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支持人也认为他大有可为，连我在内，于是1966年至1967年我们就开始为共和党铺路，替尼克松做开路先锋。

　　1965年，我因业务到台北时，再度与尼克松相遇，当时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销百事可乐，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亚洲人们都还记得他在加州竞选失败后，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会中他向记者们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来踢去。很不幸，这句话不但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日后且变成他政治生命中一个无法摆脱的污点。

　　尼克松私人访问台北时没有被邀请到美国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圆山饭店。

　　我得知尼克松来访的消息后，就在他离开台北的当天早晨，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要到饭店接他赴机场，他答应了。

　　我记得当时和他一道的还有二三位百事可乐的高级职员，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不知为什么，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紧张，我到达圆山饭店，注意到并无重要官员在场给他送行。当他俯身进我汽车时，一个不小心，头撞到车顶，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为突然之间，我发现血点从他的额前滴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从皮包中掏出一块手绢儿，压在他的额头，把血止祝他露出尴尬的表情，口中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事情发生得太快，大概没有人注意到这小小的意外。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穿了一袭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担心待会儿下汽车时，如何使别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迹。尼克松拿着我的手绢儿，压在额头上，过了几分钟，血总算止住了，车子也到了机场，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送行。

　　我们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联络，尼克松本人自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讨论他下一次竞选总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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