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美国(46)_赵元任

四六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我问罗素先生我们结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21日（译者按：不知何故著者于此处及第三部分第四章，均作6月21日，实际则为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年轻人开始学我们的结婚仪式，实际上没有一次学像了的，我们四个女儿也不例外，他们的婚礼总不如我们无仪式的结婚简单。

　　我们这种激进方式触怒了若干我们不想触怒的人士。我最喜欢的姑妈侬姑（杨梦龙夫人〔Mrs．Yang Meng-Lung〕）送来一个花篮，我未听韵卿的劝告，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也不是音乐作品。此后我一直在追悔，那个花篮总可看作精心制作的祝贺卡片呀。为了弥补那次不愉快，我们试图和她儿子毕尔（译者按：原文为Bill乃William之昵称，其中文姓名据杨时逢先生告为杨祺祚）保持友谊，他现在南加州大学任教。韵卿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这一切事情发生的太快，我们无从对以后生活确定计划，虽然韵卿晓得我想回美国，在名义上而言，我仍是从康奈尔休假。可是如果她要继续医学工作，康奈尔医学院设在纽约，而非在绮色佳。因此我们开始想回哈佛去，哈佛附近便有个医务学校。我和教过我的教授伍德斯一直在通信，6月间我接到他来信说哈佛哲学系可以收留我，让我作逻辑学和中文的讲师，我立即表示接受。接着是一连串的准备与活动。为了避免结婚喜宴麻烦，其实我们不得不分着举行许多次聚会，加起来比举办一次大宴会还要麻烦，可是分着办乐趣较多。我们请了两家的家眷亲戚们；有一次我的叔父Li Ch'ing（侬姑的兄弟）玩弄我的提琴，用力的拉，我说：“叔叔，你弄断了我的弦啦！”

　　在中文里，断弦意思是太太去世。韵卿和我都喜欢说让人吃惊的话。另一次聚会是在屋顶花园请“中国科学社”的会员。还有一次屋顶花园聚会，请罗素、勃拉克和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E．S．Bennett）（译者按：在同书插图中又作W．S．Bennett）。我冒昧说那天罗素照的相片极似“发怒的独居人”（Mad Hatter），他说不那么妙想天开的比喻也许更为适切。我请读者看一看那张相片，自己评断一下。为罗素、勃拉克及杜威送行的宴会多不胜数，我发现翻译那些客气话比翻译数学的哲学要难得多。

　　为杜威翻译，有时我不得不自作主张，他的格调极难表达。例如，他提到“谈话、讨论及会议”（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几个中文近乎同义字。另外一件占我许多时间和注意的事，是准备制作国语留声片，我到美国后，要为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录音。在长串旅行准备当中，出现一个疙瘩，就是眼睛有了麻烦。医生说我的右眼有沙眼，去不了美国，在协和医院多次诊治后，总算好一点，为了确保不致被羁留，我从美国驻华大使（译者按：当时各国驻华使节最高为公使）舒尔曼（J．G．Schurman）获得一封介绍信，他以前作过康奈尔大学校长，我认得他。

　　最后，在1921年8月20日，我们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在东站和许多送行的亲友说再见。那天的日记是韵卿用文言文代写的：“今日乃与吾夫旅行之第一日。多人来东站送行，余觉吾等并非离开北京，似乎不久便到天津。余未晕车。经过许多麻烦，吾等获得极佳之买办仓票。吾等到岸上百乐门（BelCmont）餐馆吃顿西餐。”以后我恢复写日记。到了8月30日，我们搭乘“西伯利亚丸”从上海经日本去旧金山。到船上为我们送行的有胡适、林炳南（Lin Pingnan）（她同学贡虹的兄弟）、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等人。我们为每人叫来冷饮。胡适看到韵卿在玩弄柠檬汽水，喝得并不多，他说：“杨大夫，也许我语无伦次，我想你不是晕船，可能是‘害喜’吧？”在中文里“有喜”便是怀了孕。

　　我太太计划到美国后从事医务工作，便这样变成生儿育女，及从另一面看听诊器。最后我们生了四个女儿，全都结了婚，有了六个外孙男孙女。我们以后的故事将在另一册书中加以叙述——《杂记赵家》，由赵杨步伟执笔，我则供应语言学及音乐的细节，加上通常不相干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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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附言：书中留美学生姓名，承胡光麃先生自英文译回中文；赵元任先生亲友姓名，则承杨时逢先生赐告，一并在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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