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美国(43)_赵元任

四三

　　§七、为罗素任翻译及结婚

　　在留美十年之后，上一章结尾刚才对美国说一声“再见”，可是我仍将第十一年在北京这一章包括在“在美十年”之中，这有几项理由：第一，我从未觉得永远离开美国，只是名义上从康奈尔休假。第二，我和杨步伟恋爱结婚之后，我们立即决定前去美国定居，所以那年不过是我旅美年代中的一个插曲。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自我结婚生女之后，一家数口多次往返于欧、美、亚三大洲之间，成为洲际旅行的常客：1920—1921年在中国；1921——1924年，在美国；1924—1925年在欧洲：1925—1932年在中国；1932—1933年在美国；1933—1938年在中国；1938—1973年在美国（1959及1968年曾到台湾）；1973年春在中国；1973年至今在美国。不过那是我们夫妻将要合写的另一本书《杂记赵家》的主题，而由我太太以第一人称所述说。现在回到1920—1921年。

　　自旧金山到上海这段海程，于7月24日上船，8月17日到达，一共是二十五天——不对，我8月5日的日记说：“没有8月5日”，那天我们通过一百八十度子午线国际日线（International Date line）。我们还是在船上二十四天多一点。7月29日早晨我看到彩虹，晚间又看到月光反射的彩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那种景象。经过火奴鲁鲁时，我像观光客一样参观悬崖及水族馆，也看到我哈佛的朋友钟（M．F．Chung）。我和驾驶亨利（Henry）先生交上朋友，他准我掌舵几分钟。奇怪之极，轮船居然达到目的地。经过日本时候，轮船停泊横滨，我甚至有时间到东京参观东京大学。然后我致电上海青年会“请于星期三为赵元任保留一房间”。

　　到了上海以后，我去拜访好几位老朋友，其中有俞大维、晏阳初，我女友的未婚夫胡宣明等人。那时正是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开年度会议的时候，所以我匆忙赶去南京，自该社迁到中国后，我第一次出席年会。我会晤到当时的会长任鸿隽、编辑杨铨、三位胡先生，以及我在美国结识的许多其他朋友。那时离学校开学还太早，我回到家乡常州看阿姆娘（常州话“伯母”），阿姆娘娘家姓左，谈论往事以及我解除婚约的事。几乎每次我经过常州，我都要去天宁寺和清凉寺，并拜访清凉寺的方丈静波。

　　然后我再去苏州拜候我外婆和姨妈大寄娘，1905年我曾在她家住过一年。我仍然能够流利地说常州话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我从胡敦复、胡明复及胡适处听说，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要我为罗素（Bertrand Russell）作翻译，罗素即将来中国作学术讲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诉我不可让他们把我仅仅当作译员看待。我同意小心将事，同时也欢迎有此机会会晤这位学者并为他任译员，他的著作对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影响。因而我在清华任教的事便发生了变化，我在北京城的时间倒比在清华园的时间多（译者按：清华大学在北平西直门外，距市中心约一小时车程）。

　　惟在罗素来到之前，我还有时间北上在清华教书。我在清华西偏院的西南角，称为学务处的建筑，找到一间房间。后来有人告诉我，那间房间是个幸运房间，任何单身汉住在那里，不久便会结婚——我也不例外。最初我本定教代数和英文，以后教务长赵国材要我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心理学和物理。可是我还没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罗素。为了请罗素来中国讲学，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学社”，由蒋百里和清华校长金邦正交涉“借”我为罗素作翻译。蒋氏咨询的著名学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我请我的朋友王赓在我离开清华期间，用我的讲义大纲，代我授课。

　　在我开始为罗素翻译那年之前，有件事情使我伤脑筋、费时间，比为罗素翻译要麻烦得多，那就是我是江阴女孩陈仪庄（译音）的未婚夫，这个女孩我从未见过，是我家在我双亲逝世后为我订的亲。9月18日整个下午我在“国语统一委员会”开会，会后太晚了不能回清华，城门业已关闭。因此我去到庞家，表哥庞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儿子，他太太织文，我称为“五哥”，是我舅父冯聃生的女儿。那晚他们有个颇为盛大的聚会，大多数客人是中央防疫局人员和留日学医同学。

　　聃生舅父也在那里，我解除婚约须付两千元代价的事，成为谈话资料。是合于逻辑呢还是偶然呢？那晚我遇到“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学李贯中和杨步伟两位女医生，她们两人在绒线胡同合开了一家“森仁医院”。她们以前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个人的姓，林、李、杨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两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次日这两位医生请“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园吃饭，我是住在“五哥”家里的客人，所以也在被请之列。

　　我在日记上说这两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开通，杨大夫也有个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个婚约被她解除了。全体人员饭后去到医院，被招待吃法式西点和美国巧克力糖。敦敏和五哥唱昆曲，我则唱Annie Laurie歌。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华赶上八点钟课，可是没赶到，我的手表慢了一刻钟。此后我几乎每两天去森仁医院一次，到了9月25日我向两位大夫告别说，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我又去了。听到外面出了车祸找医生，我随着她们跑到大门，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时以后，每年在你们知道是谁的生日，我便买一盆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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