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传(68)_虚阁网

六八

　　三天后，李副参谋长又来和高庆奎说：“陈司令员又来电报叫我转告你，‘党是讲实事求是的，要相信云南军区党组织，相信那里的群众，也许回去要受点委屈，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党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要负责。党是决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的。’”这些话使高庆奎深受感动。

　　不出陈赓所料，云南军区审查高庆奎走了弯路，搞了“逼供信”，使他受了很大的委屈。半年后他的问题终于弄清楚了，得到了解脱。当时的云南军区政治部胡荣贵主任告诉他：“在你受审查期间，陈司令员几次来电报、电话询问你的情况。前不久，他直接给（当时主持云南军区工作的原第四兵团）郭副司令员通了电话说：‘对于高庆奎，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为人老实忠厚。如果到现在仍然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可以尽早解脱嘛！”陈赓对待干部从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特别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刻，能伸出援助之手。

　　高庆奎回到北京第三兵团留守处不久，陈赓叫他到自己家来。高庆奎一跨进大门，就看见陈赓和夫人傅涯已经在前院等他了，高庆奎激动得流下泪来。在客厅坐下，聊了一阵云南军区的“三反”运动情况后，陈赓说：“你受了不少委屈，这当然是不应该的。不过，反过来看，也不能完全说成是坏事。经过运动，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也算是件好事嘛！经过这几个月的锻炼，自己也有提高呀。所以，受挫折也应当说是好事。经过运动，党的事业发达了，想想自己的那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如果你非要抱怨，就抱怨我好了，谁让我还兼任着云南军区司令员呢？”

　　这一席话，使高庆奎终生难忘。

　　1941年春，陈赓派朱向离深入虎穴开展情报工作。几年来，一直对朱向离留下的那对儿女关怀备至。1944年8月，他们姐弟在延安进了第十八集团军家属子弟学校。正在那里参加整风学习的陈赓，总是在节假日把他们接到家里，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不在这里，我和傅涯就是你们的爸妈，我们就是一家子。”

　　那时陈赓所谓的家，不过是一孔不大的窑洞，里面只有一张用木板和树棍搭起来的双人床，一个简单的书桌，还有一把躺椅，一个火盆。姐弟二人星期六回来，就拆下窑洞的门加宽床，大家一起横在床上睡觉。生活确实很清苦，但使孩子们感到的温暖却是无穷的。只要弄到一点好吃的东西，陈赓首先想到的是为这两个孩子增加营养。一天，陈赓带着姐弟俩去食堂吃午饭，赶上了难得的千张肉。看到孩子吃得那么香，陈赓从心里感到高兴，就顺手把盘里的肉都倒到孩子的碗里。

　　1950年，朱向离在四川省任绵阳分区政治部主任时，不幸在剿匪中牺牲。陈赓对已长大成人的这对姐弟，仍然像慈父般地关心。

　　1951年，陈赓从朝鲜前线返京，得悉那个姐姐朱烨丽生孩子后身体非常虚弱，就派医生和秘书把她接到志愿军第三兵团留守处。因孩子没有奶吃，又派人送去两大听缴获的美国奶粉。

　　1952年下半年，陈赓奉命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得知也调来的朱烨丽不愿接受分配给她的技术工作，便把她找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鼓励她应不愧为烈士的后代，刻苦地去掌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迫切需要的技术。

　　在抗日战争的情报工作中，陈赓已经不用像在上海特科那样，亲自上阵拼搏了，但他对那些在自己领导下为情报工作拼搏的人和他们家属的照顾，倾注了无限深情。

　　※第十四章　上党战役

　　一、从延安到太行

　　陈赓在延安生活了近两年。这个时期，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非常重要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而且使拖延了多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得以胜利召开。开辟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胜利的光辉道路。

　　陈赓在整风运动中，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共的文献，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七大，并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过去，部队中的年轻人曾问他：“司令员，你资格那么老，为什么不当中央委员呢？”他常开玩笑地回答：“我可以比他们多活几年呀！”如今他真的当上了中央委员，大概意味着他要为革命斗争更加拼命干了吧？

　　陈赓的这段生活，留传下来的只有两个文件：一个是《报告》记录；一个是《我的自传》。前者是他向支部同志口头报告自己的历史情况，分为幼年时代至入党、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四个部分。由于那时记录条件的困难，所以非常简略，虽然大的事情都提到了，但不详细，且记录的人名、地名、时间、地点均有错处。那份《我的自传》虽然只有四五千字，个人的经历仍嫌简单，但比《报告》清楚多了。这两个文件都充分表现出他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对革命的坚贞和对胜利的信心百倍。

　　中共“七大”刚刚开罢，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坚持了8年苦斗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正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国人民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抗战胜利，终于扭转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被外敌凌辱的历史。因而被当时的“共产国际”誉为“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抗战历尽艰辛的解放区人民，听到日军投降的消息后，敲锣打鼓，高歌欢舞，许多人喜极而泣，兴奋不已。

　　中华民族能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把反抗日军侵略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坚贞不渝地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创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抗日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并且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终于发展成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

　　国民党中的汪精卫等大批高级官员投降了日军，它的大批将领也率领部队充当了敌人的伪军。但是蒋介石一直没有放下抗日的旗帜，他把部队调集在大后方，干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勾当。现在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同心断金之意，同舟风雨之思”的愿望，公开下令，不准一直坚持在抗日前线的人民武装接受日军和伪军的投降。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第二卷中写道：“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够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防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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