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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现在的青年读者们也许都知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学生,开始走出国境线,到外国去求学。据我国赴美留学生在本世纪初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披露的数字,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5年,在美国的专门学校及大学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人。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之后,这些留美学生,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十卷六期发表了以《我们的责任》为题的社论,向留美同学发出了热血奔腾的呼吁:“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几乎与此同时,在本世纪,我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也在急剧增长。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到了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了一万三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中的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极大。陈独秀青年时代在杭州求学时就攻读法文,后来又去日本留学,据说也到过法国。他十分赞扬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甚至法国的文学。胡适说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又看得懂英文和法文”。①1915年,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当时,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还在台上,正一心一意地梦想登基作皇帝,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的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任何的出版物。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刚刚回国的陈独秀,却勇敢地创办了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旗帜的杂志——《新青年》。在《新青年》的创刊号里,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的文章,高度赞扬拉斐特提出的人权学说,拉马尔克提出的进化论学说,以及圣西门和傅立叶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陈独秀对欧洲的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作家都非常赞赏,他主张推倒传统的腐朽艰涩的中国古典文学,建设起完全新型的中国的写实文学来。②他说他自己不但爱卢梭、巴土特,更爱雨果和左拉,不但爱康德、黑格尔,更爱歌德和郝卜特曼,不但爱培根、达尔文,更爱狄更斯和王尔德。他希望中年民族也能产生一批象他们一样伟大的作家。他热诚地表示:“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今译作雨果——引者注)左喇(今译作左拉——引者注)桂特(今译作歌德——引者注)郝卜特曼、狄铿士(今译作狄更斯——引者注)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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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②陈独秀的原话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另一位“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旗手李大钊,在他1916年夏天从日本返回祖国之后(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就出任了《晨钟报》副刊的编辑,在他发表于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一文里,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与陈独秀相近的看法。李大钊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发生1789年的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因为法兰西民族产生了象孟德斯鸠和卢骚这样的思想家。基于同样的观点,他同时认为:代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的,不是象俾士麦那样的政客,而是象海涅这样的诗人。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造我国的旧文明,旧文化,旧文艺。他希望我国也产生出象孟德斯鸠或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李大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还充满了热诚地表示:“记者不敏,未擅海涅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1917年1月,杰出的开明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欧美的大学为蓝本,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所昔日充满了绔裤子弟恶习的半衙门状态的高等学府,变成了一座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可以坦诚地阐述自己的新鲜见解,又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论坛。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在他选聘教授的时候,绝不受党派与政治立场的左右,只要是学有专长又能够言之成理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又都学有专长的教授,都被蔡元培请上了北大的讲坛。他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长,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这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都先后参加了北大的教授团。当时,最富有生气和最具有才干的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们,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对当时的一代青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的倡导之下,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文学观,提倡写真主义的新文学的文学改革与文学革命的浪潮,就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前夕,在当时的大学里,蔓延开来了。

  几年之后,青年女作家冰心,就用她的写实主义的“问题小说”和她那些清新动人的散文诗,实践了这些巨人们倡导的文学理论,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贡献出了令读者喜爱的新作品。

  1918年8月,十八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并按照贝满女中的传统,以第一名的身份,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

  毕业班的十八位学生之中,有十四位分别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升入贝满女中之前的另外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而只有冰心与另外的三位同学,从贝满女中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既符合冰心要当医生的愿望,又得到了她的父母的支持。

  正是在这里——协和女大理预科,冰心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冰心迎来了震撼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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