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14)

一四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京戏。我们接连看了两三个月，因为父亲是那戏园的股东，被送了一厚本的戏票，而父亲自己又没有多的时间常常去看戏。

　　那时候我们只爱看武打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筋斗，翻杠杆。

　　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我们好几个弟兄就躲在花园里偷看。我们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的缘故。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游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发起狂来，跪倒在地上赌咒般说了许多话。

　　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习，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里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子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倒了嗓不再登台了，就管束着他，靠着他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简直是一个小孩子，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了面目做着种种的薄命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着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挥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是很真实的，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和旦角有过特别的来往。

　　三叔却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这人叫做李凤卿。祖父也喜欢他。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当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出台时，祖父曾经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和我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绢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举动和言语都和女人相像，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这是川班旦角和京班旦角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三叔把他弄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就看见他那里包头，擦粉，踩跷，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几首诗在上面。

　　这个李凤卿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去照料他安埋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后来他偶尔和教读先生谈起这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个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县的教官。他到我们家里来教书还是由三叔的介绍。李凤卿和三叔认识也就是在南充。

　　所见风雅士三个字，就和平时听见曹先生说的“满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素来就不高兴看川戏，后来连京戏也不高兴看了。

　　我们组织一个新剧团，在后堂屋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重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了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当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的两个主角在那里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不觉也哈哈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着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和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和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一起玩，向他们讯问种种的事情。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木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挚地对我诉说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没有一点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当我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儿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和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落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做了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用一根裤带缢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生存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起了愤怒的激情。

　　常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着那些瘦弱的老轿夫在烟灯旁边叙述他们的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旁边听着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自从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我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厨房里很早就不进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女佣们调情（他后来就和祖父的一个女佣结了婚，那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拿出威势欺凌别人，也很使我不高兴他，虽然我从前和他很好，常常看他做菜做点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实行的种种虚伪的礼仪和应酬。常常家里有女客来要我去吃饭，我就在门房里躲起来。有两次在除夕里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在叫我，我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时候我的胆量已经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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