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47)

一四七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啊！他毕竟是一切艺术家和学者博大而慈祥的父亲，是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楷模。就在他送别亲爱的鲁迅以后，也就在1936年的冬天，他终于被一场严重的伤寒症击倒了，病势险恶得几乎生命垂危。他的门生像蒋梦麟。罗家伦和朱家骅等人，都专程赶来商量急救方案，甚至已开始考虑后事。但他还是勉强地挺了过来，先生的生命终于步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

　　紧接着爆发了“七七事变”，上海也很快地沦入敌手。他不愿意随蒋介石去重庆，考虑再三，还是去了香港养病和栖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济十分的拮据。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无几了。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均需开支，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许多熟悉内情的朋友都说，先生的生活连当地一般肩挑背负卖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总是教育家人要安贫乐道，绝不肯屈节于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直到临终前过旧历新年时，才不得已向老友王云五要求过经济上的接济。

　　虽然他生活清贫，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简出，但他始终痛心山河的破碎，关心着人类反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他曾在一首诗里抒发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他还用生命的最后热能，为他的中央研究院，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日夜操劳。他终于在1938年的2月，历经千辛万苦，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和丁西林、李四光、竺可帧、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的如期到来，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

　　人生有小休息和大休息，我们的先生终于要大休息了。在他临终前不久，他又经受了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打击。这位留洋回来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听说她死得很惨，断气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我们的先生实在太累了，终于在1940年3月3日早晨起床后去浴室时，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两天后，溘然长逝。

　　他死在他心爱的妻子周养浩的身边，死在他年幼的女儿蔡睟盎和两位幼子怀新和英多的身边。我们的先生怎么会死呢？周养浩悲痛欲绝的眼帘前，总是闪现去年她五十岁生日时先生赋诗吟诵的表情：“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起心痕永不磨。”记得她当时也激动地提起笔，和下了“天荒地老总不磨”的诗句。他还和孩子们过了最后一次愉快的儿童节，还说明年的儿童节请多约些小朋友一起来家里热闹。

　　我们的先生怎么会死呢？记得吴玉章路过香港时，他还沉痛地谈起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说康、梁、章太炎、孙中山包括我自己，算第一代人。尽管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结果却殊途同归，这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啊！现在历史的重任又落在你们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非常了不起，我希望你们寻找到中国的出路，希望你们的命运和归宿比我们好一些……

　　一代宗师就这样静静地息影香港，一晃已悠悠六十年华。我们的蔡先生啊！您生得寂寞，死后更寂寞，但您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二十世纪的日月星辰已为您立下了一块高遏行云的无字丰碑，您在北京大学那座石雕巨像下永久地沉思着，您担负着普罗米修斯的责任，也许还有高加索山崖的惩罚。您难道还有什么不放心吗……

　　安息吧！先生。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了。如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站立起来，我们怎会忘记您一生的功绩呢？

　　只要天地间有浩浩正气充盈八极，中华大地就永远镌刻着祭奠您不朽的挽联：

　　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
　　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1999年6月28日完稿于六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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