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43)

一四三

　　第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1929-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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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民族，是个容易满足和遗忘的民族。当我们在世纪之交缅怀百年沧桑时，真不该忘记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奉献。

　　七十年前的上海呵，真像个博大而充满活力的大海。这里既是远东闻名的国际商埠，又是殖民地外来文化的聚散之地。在这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处处可见冒险家和投机商一夜发迹的狂欢，也同样可见失意政客和流浪文人逃避苦难的逍遥。随着紫禁城皇权的旁落，一大批叱咤“五四”的风云人物，纷纷相约南下。当他们带着北方人固有的目光，在繁华的租界四处观光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流行着完全陌生的通商口岸式的消遣方式和价值观。每当周末降临时，可见富有的英国人携带妻子，乘坐自备的敞篷马车，在林荫道上来回兜风。在路的两边，全是商号首脑们的豪华别墅，带着尖顶的异国情调和宽阔的花园，以及网球场，是举行漫长的英式午茶的好地方。而跑马场总是配有令人刺激的看台和俱乐部，占据了静安寺路东头护城河沿岸的一大片土地。这里虽然离南京不远，却相对缺少政治中心的威严和恐怖。名目众多的中外新闻出版和文化机构，给隐居亭子间的自由文人们，提供了谋生和浪漫的庇护之地。

　　可是当我们遥望七十年前迷茫的星空，在这中国最大的金融都市里，虽然已经居住着许多留洋归来的名流学者，但是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却仍像个苍白无力的贫血症患者那样一筹莫展。一个瘦弱苍老的身影，就是这样来到了上海亚尔培路205号。以他学术大师的情怀，开辟草莱的勇气，为本世纪的中国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以罕见的执拗和毅力，在这个最高学术机构里，惨淡经营了十三年，直至他生命的老成凋谢。

　　这是1930年元月的某个下午，蔡元培正在中央研究院的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窗外冰雪交加，凛冽的寒风就像这越来越糟的时局让人难以忍受。而亚尔培路上那只温暖的火炉，以及炉火旁那位老人圣者般熠熠放彩的笑容，却像巨大的精神磁场，吸引着当时学界各门类的顶尖人物，不辞劳苦地聚集于他的麾下。

　　中央研究院终于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九个研究所和一所自然博物院，拥有了一百多位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如李四光、竺可桢、丁燮林、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翁文灏等，还请来了一些国外的著名学者。物理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国国际波动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但采尔博士，系德国民族学教授，蔡留德时的同窗好友。

　　这样的院务会议每月都要召开一次，今天，各位所长正神色严峻地听杨杏佛报告一个沉重的话题。由于戴季陶等人的提议，国民政府指令蔡元培，将已准备在曹家渡兴建的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研究所迁往南京。这真是个棘手的难题，一帮大学者议论了半天，还是把目光投向了蔡院长。

　　蔡元培却很冷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冲着他避居沪上，远离南京的消极抵抗而来。记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他曾为院址煞费苦心。后来想在清凉山划地千亩拨款建造，又因南京市政府要建自来水厂耽搁了。中央政府对院址没有拨过一分钱，就连这次的建筑费，还是他从一个基金会里弄来的，他们凭什么横加干预呢？

　　一想到这里，他的老脸就激奋起来。记得去年秋天蒋介石还亲自来寓所看望他，劝他收回辞呈，回南京侍候左右，又被婉言谢绝了。他终于生气地说：

　　“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中很有人和中央研究院过不去。他们无非是想借此报复我的不合作态度，逼我回天子脚下去罢了……”

　　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杨杏佛，冷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向强权低头的，你给南京回封公函，先说明我们无地无款也无法集中建院于南京的情况。再反问他们一句，为何中央大学总部在南京，但下属医学院和商学院可以在上海？为何财政部在南京，但所辖中央银行可以在上海？你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在南京没有建好本院新址前，上海原定的建设计划照旧进行。”

　　然而没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又送到蔡元培的案头。这份决议措词严厉，毫无通融的余地，看来姓蒋的也确实生了气。杨杏佛一看脸就白了，连嘴角也哆嗦起来。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各研究所，应移至南京。所有在沪一切建筑，即日
　　停止。其所有已着手之各项设备，限本年四月以前一律移至南京。

　　“这可怎么好呢？下最后通牒了！”

　　平时号称智多星的杨杏佛，也怔住了。

　　蔡元培毕竟见过大世面，他那种在关键时刻的沉雄之态，使杨杏佛一下就镇静了下来。

　　“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姓蒋的如何善待老朽？再说南京的血腥气也太重，蒋介石上台没几年，就在党内排斥异己，先是对付汪精卫、胡汉民、邓演达，现在又和冯玉祥、阎锡山翻了脸，中原大战眼见就要爆发了。”

　　这件事后来虽经杨杏佛多方疏通，总算摆平了。但蔡与南京诸位大员的过节，却由此种下了祸根。当时杨杏佛找了个很好的理由，说日本在上海搞对支文化事业局，内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了对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他们必须留在上海发展。

　　中央研究院就这样发展起来了，虽然经费奇缺，内战不断，但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在安阳小宅村成功地发掘了殷墟。当时兵匪横行，为了保护发掘现场，蔡元培不知给当地军政长官写了多少信。这是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第一次大规模的地下发掘，结果发现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的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安阳发掘很快成为三十年代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的一大奇迹，它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在确定考古组主任和殷墟发掘主持人时，蔡元培慧眼识珠，一下就指定了李济。当时历史语言所的提名，是北京大学著名的金石学教授马衡。但蔡元培凭直觉更倾向这位三十出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的哲学博士。因为李济在1924年就和美国的考古学家一起，成功地在山西发掘过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一发现造就了李济，也造就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古老的我们终于摆脱了靠单纯介绍西方过日子的尴尬，有了自己向世界炫耀的话题。

　　紧接着地质学家李四光，又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这位曾任北大地质系主任的湖北人，在任教期间就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后，又请他到了南京，对筹备中央研究院出力甚多，是地质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不久又发表了划时代的《冰期的庐山》，在国内外获得很高的评价。

　　而竺可桢这位绍兴小同乡，也很快创建了位于南京北极阁的气象研究所，并提醒蔡元培致函交通部，要求取缔外国人设在上海的无线电台。还建议交通部在各处电台内附设气象测候所，将预测资料直接报中央气象台汇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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