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41)

一四一

　　蒋梦麟感叹地扶他入座，为他斟酒，先生这次是专门为他来中央开会的。就在上午的会上，通过了他的院长任命。他的内心却很复杂，也很迷惘，试行一年多的大学区制度已明显失败，他在这多事之秋仓促上任，又能干些什么呢？他是蔡先生的学生，自十年前受命于危难之时，几次代理北大校长以来。心里只存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义无反顾地追随先生，为他排忧解难，为他未竟的事业补台。他终于苦涩地举起酒杯，与杨杏佛一起劝先生用餐。先生慈爱地望着他俩，仰面一饮而尽。同事们纷纷前来敬酒，先生凝视着大伙那依恋的眼神，又喝了许多酒。一旁的杨杏佛急了，急忙劝阻别再敬酒了，先生喝酒很少挟菜，又从不吃饭，加上心情压抑，年事已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蔡先生却说别扫大伙的兴，今天难得一聚，心里痛快，多喝几杯没事。他就这样又多饮了几杯，很快脸色酡红，额角渗出了冷汗。两人忙扶他靠在沙发上，送上热毛巾和茶水。蔡先生已有点语无伦次，也许他心里藏着太多的隐痛，一开口便让人心里发酸：

　　“唉！这一年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我有时真惊叹自己的忍受力呀！先是王国维投湖自尽，康有为暴卒苏州，现在连那位辜鸿铭也在今春撒手西去了。静安死得好惨呵！眼前总是拂不散他临终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是被这黑暗的世道逼死的啊！再看看我们这些苟活着的人，不管政见如何，不又都是殊途同归吗？仲甫听说已被他创建的党无情地抛弃，而他的儿子延年，却死于我们的‘清党’。适之也一直在外流浪，牢骚满腹，却回不了北大。玄同是更加消沉了，只能以‘疑古玄同’解嘲。豫才也从广州败退上海，过着卖文的生活。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聘他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给他开支点生活费。唉！这些日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无论何党派执政，都同样不给知识界一点出路和希望呢？我还不明白，为何在法国行得通的大学区制度，在中国会失败？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呢？难道是我终生追求的信仰错了吗？我痛苦是我找不到出路，是我的信仰无法实现呀……”

　　蒋梦麟见他累了，忙递上茶，劝他先歇歇劲。还宽慰地为先生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说：

　　“先生没有错，先生主长大学院不久，就制定了教育要‘学术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还通令在全国废除春秋把孔旧典，指令萧友梅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又派林风眠去西湖创办国立艺术院。如果有错，也只能错在可鄙的政体上。法国是完善的共和制，而我们始终是专制专制，所以教育要独立，在中国永远是句空话！”

　　大学区制度是去年初夏推行的，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先在浙江和江苏两省试行。于是将浙江的一些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为第三中山大学，后改称浙江大学，称浙江大学区，以蒋梦麟为校长。又将江苏的一些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称中央大学区，任命张乃燕为校长。按蔡元培的设想，是想把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校长一人，综合管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各大学区均设评议会、秘书处及研究院，并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及扩充教育三部。他的本意是想让教育家来管教育，让原来衙门化的教育机构逐步学术化。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各区的大学校长必须是精通学术和行政的通才。蒋梦麟还能勉强凑合，而那位张乃燕却疲于奔命，上任后搞得一团糟，最后终于做不下去了。

　　当然，真正导致这次失败的还是那位李石曾。杨杏佛一想起此事就耿耿于怀，他见蔡先生神情沮丧，愤愤然说：

　　“事情全坏在那个口蜜腹剑的奸刁学阀身上，还有吴稚晖这老滑头，全是一丘之貉。”

　　杨杏佛今年35岁，这位江西人长得四眼隆鼻，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和哈佛留过学，乍一看真有点像外国人哩。他出任过孙中山秘书，极富正义感和民主意识，办事又果断干练，深受蔡元培的信任。蔡退守中央研究院以后，又请他出任了秘书长，并从此成为晚年最倚重的助手之一。

　　蔡元培的心却被他的话刺了一下，嘴角痛苦地抽搐起来。也许他最难以启齿的羞辱就是遭朋友暗算，而这次恰恰被几位老友耍弄了一回。

　　北伐军是6月攻克北京的，当时的北大已被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强令取消，与北京的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刘哲治校也搞恐怖政策，他不但强迫学生读经文，学八股，习闱墨，取消男女同校，还四处安插亲信，连校役也由便衣充任。他的口头禅是：“谁捣乱，我有三法让你死。一是诬你为共党，送天桥枪毙。二是逮捕后命狱吏将你毒毙。三是用汽车运往南口活埋。”在军阀的无知统治下，北大原有教授仅剩十分之二三，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充斥各系，北大便由此闹出许多笑话。最有名者是一文科教员把法国哲学家孔德拉到中国出生，还考证他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而另一位教孔孟哲学的还要开放，干脆说孔子是主张自由恋爱的先驱。

　　所以说，当张作霖和刘哲一伙败退关外时，北大师生欢欣鼓舞，还以为获得了新生。他们发表了《北大复校宣言》，国民政府也专门开会讨论北大问题。最后赞成恢复北大旧名，并请蔡元培兼任校长，蔡也表示同意。但是就在同一天的另一个重要会议上，在教育界也有一定名望，又企图控制北方教育大权的李石曾，竟唆使易培基反对蔡恢复北大的主张，提出改京师大学为中华大学，仍由蔡任校长。由于蒋介石对北大传统心有疑惧，有意偏袒李石曾一派，再加上吴稚晖和张静江暗中作祟，易培基的提案被最终通过。蔡元培十分气愤，坚辞不就校长之职。几天后，国民政府又批准了他的辞呈，改任李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

　　消息一传到北京、各校师生大哗。北大学生拼死捍卫校务，拒绝李石曾接管。李见局势不妙，又建议将中法大学改为北平大学，同时成立北平大学区。北大师生坚决要求恢复校名，自动开始恢复被刘哲摧残的各系组织。还打出了“北大独立”、“反对大学区制”的标语，一时“复校团”、“救校敢死队”、“武力护校团”等组织都冒了出来。也就在这几天，北大学生会正在组织示威游行，还砸了怀仁堂西门李石曾的校长办公室和住处。就在今天上午的会上，吴稚晖和李石曾还厚着脸皮，跑来求他出面调解与北大的关系呢……

　　一想到这里，蔡元培的脸上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忍不住喟然长叹道：“真没想到呵，平生志向皆幻灭于歧途……”

　　蒋梦麟关切地询问：“先生下一步又作何打算呢？”

　　蔡元培想了想，目光决绝地说：“我已快老成凋零，没有退路了。我只能坚守住最后一个阵地——中央研究院。我已请李四光筹建地质研究所，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让傅斯年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打算花几年时间，建立物理、化学、工程、天文和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天下英才，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尽快奠定一点科学和文化的家底子。还想在年内将秘书长一职改为总干事，今后杨杏佛可能得跟我常住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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