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34)

一三四

　　第十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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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起风了，孑民，还是口船舱吧！”

　　“好！养法，你看那满天的彩霞，像什么呢？”

　　“像什么？”

　　“九年前，我就是在这片朝霞中走进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啊！那一年我正好五十，虽是单身北上，可心里却像满风的帆，充满着报国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舱吧，上原先生还等着采访您呢！来，您有点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点累了，心里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呢？梦麟已无数次催我回去了。唉！我还能回去吗？”“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一群白色的海鸥，正兴奋地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扬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专禄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着与这位日本人握手，他还是留学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作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次凑巧与他们同船去上海，几天来他和李平原彻夜长谈，又住在一间客舱里，已恍如一对老友了。

　　李平原刚完成学业，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国。这位李鸿章的孙子，还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幽默，见他笑着调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为你树碑立传哩，打算写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问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为人，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您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正人君子，各阶层公认的好好先生，本世纪中国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说太空泛了，嗨！还是你们自己聊吧！”

　　蔡元培无奈地长叹一声，心事沉沉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实在迷乱得很呢。唉！这是我第五次乘海轮回国了，遥想当年出长北大时真是归心如箭呢，可如今却心乱如麻，我真的还能回去吗？先不说不合作的前提一点没变，就说当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风流云散。陈独秀走了，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还有范文澜也走了，连辜鸿铭和黄侃也不在了。而《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早已停刊。唉！刘师培死了，钱玄同消沉了，岂明竟会糊涂到与兄长反目，惟有豫才还在和章士钊孤军作战。一场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终于退潮了，你们说，我还能回去吗？去……做……什么……呢？”

　　他的语音开始激奋起来，痛苦地低下头，用手捂紧了起伏的胸口。海上起风了，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凌厉的北风挟着拍天的巨浪，鞭子般地追逐起惊散的人群。人们纷纷回到了各自的船舱，甲板上顷刻恢复了平静。

　　当船驶过科仑坡时，蔡元培收到一份来自广州的贺电。在刚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陈果夫一齐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吃饭时李平原提议庆贺一番，蔡元培见船上伙食太差，就让夫人去找来一位中国洗衣工，让他帮忙每顿另做三个中国菜，由他请客付账。没多久菜就做好了，因洗衣工规定不能进餐厅，只得通过一位德国男侍送进来。没想到这位德国人在窗外见蔡元培衣着寒酸，一副穷书生模样，竟私自扣下一盘菜来。周养浩见只送来两个菜，脸色很生气。李平原干脆撸起衣袖，扬言要找这小子算账。蔡元培却平静地举起手，示意大家息怒。见他悠然抿了一口葡萄酒，说：

　　“从下一餐起就让洗衣工做四个菜吧，其中一个算白送他吃算了。”

　　见众人不眼，他又含笑解释道：“我们吃三个菜其实也够了，这位服务员有一个菜好吃，也不会再去坑害别人了。如果大家都能满意，岂不是很好吗？”

　　上原先生惊愕地瞪大眼，愣了半天才仰面感叹道：

　　“蔡先生真是位大德之人，我总算领教了您的‘恕道’。”

　　他们是一月下旬抵达新加坡的，船停靠码头时，只见陈嘉庚已闻讯前来迎接，蔡元培高兴地率领众人前去作客。这位侨领也是个“办学迷”，两位老友一见面，陈嘉庚就神采飞扬地谈起了他刚集资创办的厦门大学。那天他特地备了一桌很丰盛的家宴为大家接风。还从地窖里摸出一坛绍兴陈年女儿红，蔡元培的双眼顿时熠熠放彩。待酒过三巡，陈嘉庚笑着说：

　　“蔡公，我这回也想学学你办北大的派头，特地请了林语堂前来文科主政。哎，您可要助小弟一臂之力呀，他可能会从北京请些名流来厦门任教呢！”

　　蔡元培已两年多没喝家乡酒了，今日多饮了几杯女儿红。双颊已灿如飞霞。见他调侃地眯细眼睛说：

　　“别看我人在海外，却早已耳闻你挖北大墙脚的消息了。今天我老蔡是特地来向你讨还公道的，听说顾颉刚就已准备南下了。”

　　见两位长者唇枪舌战地开起玩笑，一桌人都被惹笑了。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今天总算舒心地打了次牙祭。午饭后，两人又商谈了一些办学的事，见天色渐晚，陈嘉庚终于依依不舍地送他们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四个人围坐在蔡元培的舱内，喝着略带苦味的清咖，开始了一次漫长而终生难忘的谈话。

　　话题还是上原专禄引发的，这位留德的历史学博士，不知怎的突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中国发生了兴趣。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李平原，投向了几天来朝夕相处令他敬重的蔡元培。他是位个头瘦小的日本人，但纯如秋水的眼波里，却没有一点武士的专横和岛国政客的狡黠。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脸上带着一种深深的歉意：

　　“尊敬的蔡先生，翻开近代的历史，我们日本民族面对中国是一直有罪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和宗教主要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闭关自守了二百年，经济可以说比中国还要落后，可是我们成功地借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起来。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盛衰的原因，但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武器上，我觉得中国是更看重学习思想而忽视了武器，日本则刚刚相反。可以这样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日本是用从中国学来的古代文化和西方学来的杀人方式，在中国作了一次新式武器的全面试验。我今天主要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至少是错过了两次历史的发展机会。一次是以康。梁变法为标志的百日维新运动，一次就是您亲自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潮其实是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是以反封建专制为目的全民启蒙运动，而后者则是反对出卖主权的爱国热情的总爆发。它直接导致了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三民主义’和苏俄化的多种政治可能性。但我今天想和您探讨的还是那场以北大知识群体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我总觉得它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从学术思想的开拓上，它没有超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孔孟学说和老庄哲学毕竟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反专制和个性解放上，他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还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是反对激进主义的，因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屡遭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简单激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在民主理论上往往只根据一种政治信念，采取一家之言。如反对传统，就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干脆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齐废掉，索性采用外来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钱玄同甚至说自己始终是个功利主义者，陈独秀在文言和白话论战中不允许讨论的态度，本身就没有民主精神。真是因为这些领袖人物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所以我觉得蔡先生责任重大，中国还需要重新进行思想启蒙。否则，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就又会变成新的奴隶主。尊敬的蔡先生，请原谅我的直率和激动，因为我始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面对遍地疮痍的中国，我的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和负罪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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