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32)

一三二

　　正在全力以赴发动工农运动，争夺城市暴动领导权的陈独秀先生，也直截了当地把泰戈尔、梁漱溟和张君劢放在一起抨击了一通。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再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还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大象。连那位曾在给小儿子阿和的诗中，赞美过泰戈尔的郭沫若也开始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了。他也像鲁迅一样，借用医学的语言讽刺说，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激进的中国学生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当泰戈尔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时，他们散发传单四处抗议。当他开始演讲时，他们就用“赶走大象”的呼叫声，干扰他对古代中国的赞美。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无奈地扫视着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耳边仿佛又传来一缕神圣的梵音。那位古印度的王子，正顶风沐雨，在月夜的沙漠里，在荒凉的山谷里，沿着恒河两岸长途跋涉。老人的眼眶潮湿了，他是为了拯救这些苦难而麻木的灵魂，才不远万里地前来布道的啊。他为这深深的误会而潸然泪下。

　　徐志摩终于跳出来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鸣不平了。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何干？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何干？他决定用比两年前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是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间叫“老虎尾巴”的房子里，我们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又从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呵！青冷的目光衬出的是一张青冷的脸，黯淡的油灯旁，搁着的正是那份教育部的免职文书。

　　他缓缓地吸着纸烟，望着袅袅的青烟，苦闷地吁出一声长叹。眼前闪过“汝南周”颓败的灯笼，族人势利的白眼，朱安呆滞的目光：八道湾里蒙受的奇天大耻……他的眼眶潮湿了，痛苦地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仿佛那里藏着几千年中国的所有苦难。他终于因不负重荷而发出了剧烈的干咳声。

　　他又用手捻亮了油灯，横眉冷对地疾书起与章士钊打官司的互辩书。难道这就是那位老朋友给他的礼物？他不得不动用起刀笔吏式的尖刻和巧智与其周旋。记得章士钊刚出任教育总长时，还主动约胡适一起照相，并题诗一首相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睦。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可就是这位辛亥革命时曾经反满的老章，如今成了段祺瑞镇压学生的帮凶，女师大杨婆子杨荫榆的后台。所以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除了满人退席，其它并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用笔倾吐他心中的压抑和悲愤。与梁漱溟、徐志摩，还有罗素和泰戈尔相反，他要揭露古老的中国骨子里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他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过，罗素这类人也太容易上当了，居然会在西湖边看见轿夫含笑，就赞美起中国人来。

　　被他戏称为“小弟”、“害群之马”的许广平，此时正轻轻地走进屋，为他的茶杯续水。见他咳嗽得厉害，又顺手掐灭了烟头，心疼地说：

　　“先生，把药喝了，早点休息吧！”

　　两人的那种关系，已到了只差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捅破的程度了。鲁迅深情地望着她说：

　　“平政院送来了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限我在五日内答复，我正披甲上阵，与之论战呢！”

　　许广平担扰地问：“你有把握吗？”

　　鲁迅尖刻地笑了，反问道：“章士钊的免职文是8月12日呈报段祺瑞批准的，可他罗织的罪状是说我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党徒，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罪名呢？哼！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漏洞也未免过于明显了。”

　　许广平惊羡于他那种过人的深刻，又娇嗔地瞥来一眼，说：“老章要栽在师爷手里了！”

　　鲁迅自嘲地叹了一声：“其实我也真该走了，只是不应该这样被人扫地出门。我是不会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呢？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了。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呢？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呢？”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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