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29)

一二九

　　午夜抵达郑州时，这位风雅的大帅，扬言要送前来请示机宜的靳云鹏一幅墨竹，以显示出师必胜的信念，竟在车上理纸泼墨，对客挥毫起来。也许是大战在即，心绪不宁，也许是上天在冥冥中作怪，反正他一连画了数幅都不满意。这时，专列已停了四个多小时，为了不贻误战机，他也只好胡乱应付了一幅了事。他一到北京，就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并在中南海四照堂向各路将领面授机宜，下达作战命令。他确实是个骄横的统帅，那天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堂，身穿紫色绸子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双手叉腰敞开着怀，嘴里轻松地叼着一根纸烟，下身穿一条白色散腿便裤。他先是朝众将领威凛凛地瞥去一眼，就盘腿往太师椅上一坐，斜身靠在条案上，像念经一样下达起命令。那架式，真像一位稳操胜券的满清王爷哩。正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堂内一片漆黑，一种不祥之兆突然摄住了众人的心。

　　这真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奉军投入了二十五万虎狼之师，而直军也派出了二十万大军。双方都第一次出动了海军和空军，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吴佩孚这次真有点出师不利，他的专列是晚上开往山海关的。可是由于日本人给奉军暗通消息，一路上屡遭炮击。他不得不退回秦皇岛，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但每当他亲临前沿阵地视察时，因身穿上将军装，帽沿和肩章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腰挎的指挥刀也放出烟烟银光，又有副官和卫队前呼后拥，每次都会引来奉军的炮火袭击。虽然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随员却常被炸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前线。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于10月22日深夜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以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将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当副官将吴佩孚从睡梦中唤醒时，他手捧冯玉祥发出的通电，极为震怒，破口大骂冯是一条背信弃义，永远喂不熟的恶狗。但他又怕走漏风声，动摇军心，天亮后仍照常去前沿视察。当接到曹锟宣告停止战事和免去他职务的电令时，他又怒而批以“伪令”二字，并当场将总司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自己仓促返回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

　　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向了末路。他原以为冯玉祥不堪一击，没想到他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杨村被国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发发可危的天津已隐隐听见逼近的炮声，他不得已向山东和江苏求救，而两位督军却以自保为名无动于衷。这位孤立无援的将军终于走投无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专列里借酒浇愁。而奉军的特务还在千方百计暗算他，甚至收买了卫兵打算行刺。幸亏被他事先查获，将他们一齐枪毙才免于一死。绝望中有人献计，劝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阵，没想到他还有点民族气节，居然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了。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呢？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了。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了。”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了。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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