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14)

一一四

　　这一夜双方谈的很久，彼此交换了不少看法。

　　胡适开始闭门谢客，身为学者第一次做政论，觉得很吃力。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以前只知道做学问清苦，现在才明白了，如真叫他当政治家；治理国家，那才苦不堪言呢。他暗暗告诫自己，永远议政而不从政，做一名独立的净臣。到了5月11日的深夜，总算写完了这篇《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禁松了口气。他站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喝了一杯热牛奶。又重新看了一遍文稿，觉得文气挺旺，竟忍俊不住地轻声朗诵起来。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
　　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
　　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
　　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
　　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的“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
　　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
　　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
　　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
　　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
　　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
　　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
　　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
　　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
　　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
　　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下手工夫。

　　他被自己内心的激情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再也读不下去了。又急于要和朋友交流，想了半天，还是给李大钊家里打了电话。李大钊是从睡梦中惊醒的，耳边嗡嗡地传来胡适惊喜的声音。

　　“守常呵！我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主义派了。我们的政治宣言终于脱稿了，我们完全有能力组阁。我还想组建一个政党哩！我建议明天去蔡先生家里开会，把我们的好人全邀请上，痛痛快快地议论一次天下大事。”

　　李大钊懵懵懂懂地答应了。第二天一早，胡适又急着给蔡元培打电话，说要借他家讨论这份文稿。还亲自给他心目中的“好人”一个个打电话，约定十一点在蔡府相见。

　　那天蔡元培的客厅真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先后到达的有胡适、李大钊、汤尔和、梁漱溟、陶孟和、顾孟余、陶行知等十余人。王宠惠和罗文干因有事，答应下午来听意见，叫大伙儿先讨论起来。蔡元培特地穿上一件新的蓝布长衫，还修了脸，显得很精神。

　　胡适一下子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大功臣，他一读完文稿，蔡元培先击掌叫好：

　　“适之呀！听君一席谈，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油然而生。我原是想远离政治，超然办教育的。现在看来政治是回避不了的，我这北大校长再也当不下去了，这些日子为了索薪，学校里又冒出了’罢教团’，我手中没钱。实在说服不了大家，只能以辞职相威胁。唉！从现在的局势看，我们知识界再不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真要亡了。我们要抓住黎元洪上台，吴佩孚欲大展宏图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地促成一个新的好人内阁出现。我建议诸位列名向全社会公布这份宣言，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争取主动。”

　　蔡元培是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他一开口，就等于定了调子。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列名，但动机却各不相同。在这些名流中，一类是像梁漱溟、顾孟余、陶孟和那样纯粹的学者，他们是议政而不参政，骨子里还藏着士大夫的清高，只是因为政治太黑暗，整个学界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才愤而起来抗议几声。另一类是像胡适、汤尔和和王宠惠、罗文干那样的特殊人物，尤其是后面几位，他们或混迹官场，或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他们开始对权力有所期盼了。还有就是像李大钊那样的人，身为一个政党的领袖，秉性中却闪烁出温情脉脉的旧式文人习气，信仰的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心里仍留恋着改良的梦幻。他是一位忠厚之人，做人总有点温良恭俭让，出于对蔡先生的尊敬，常常勉为其难地踉着参加一些活动。

　　那天中午蔡元培请大家吃饭，饭后独胡适留下来闲谈。他们在等两位重要的客人，到了三点左右，王宠惠和罗文于终于来了。做官的气派毕竟不一样，两人刚参加完一个重要宴会，西装革履，满脸红光。蔡元培忙叫家人上茶，王宠惠却挺绅士地摆摆手，说午后他一般只喝咖啡。这位广东人字亮畴，出身于香港，今年四十一岁。长得天庭饱满，面如满月，乌黑油亮的分头下架一副金丝眼镜，举止滞洒且有学者气。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鼓吹反满革命。后来又去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和蔡元培也算老搭档了，辛亥革命胜利后先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外交总长，又一起在唐绍仪内阁任司法总长，后来又同时向袁世凯挂冠而去。蔡主长北大后，一直聘他为北大法科兼职教员。这位法律专家可比他官运亨通，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去年年底又当上了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但此公心里很有城府，最懂得在关键时候装糊涂，一直在直奉两派政客之间搞些小平衡。黎元洪将在6月初正式宣誓就任大总统，刚才还邀他俩去东厂胡同参加了家宴。头一回透露了想请他组阁的意图。

　　王宠惠看了眼胡适的这份杰作，神色有点踌躇满志。见蔡先生正期盼地盯着他表态，先在心里窃笑起来。他将文稿递给罗文于，稳稳地说：

　　“适之啊！想不到你一谈政治就谈到点子上了。你这篇大作好就好在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而且认定必须从‘好人’出来干预政治入手。加上能请出蔡先生领衔发表这份宣言，中外舆论都会震惊的。还有你抓住南北议和这个关键提出六条建议，很有吸引力。我想透露点内部消息，现在吴佩孚急于想组建一个各党派‘好人’参加的内阁。但最令他头痛的就是如何劝孙中山下野，结束那场针对直系的北伐战争。”

　　他言犹未尽地膜了眼罗文干，没有再往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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