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99)

九九

　　陈独秀仍然很忙，先是和章士钊等人筹办西南大学，最后一筹莫展。又要独自编《新青年》，还到处约人谈话，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几天下来，张国焘有点佩服了。陈先生尽管很忙，生活却忙中不乱，很有规律。他上午写作，中午尽可能要睡一会，下午或应酬来客或出门社交，晚上再接着写文章，精力实在过人。

　　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家中来了一位俄国客人。来人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陪同前来的翻译是俄籍华人杨明斋。

　　“陈先生，这里有李大钊先生的信。”见面时，带着山东口音的杨明斋递过来一封信。看样子他要比陈独秀小一点，约莫三十八九岁。

　　“哦！是守常介绍来的。”陈独秀狐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边让坐，一边急切地看起信来。

　　“李先生还是柏烈伟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呢！”杨明斋估计陈独秀认识这位北大的俄籍教授。

　　“好啊，欢迎，欢迎。”陈独秀满面春风地忙着上茶敬烟。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这位化名吴廷康的维金斯基来沪的目的。他们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显然，这位老朋友是一直把自己看成领袖人物的。俄国客人一到上海又先来找自己，这使他觉得很有面子。

　　“请问，你们一起来了几位？”陈独秀说话时，礼貌地对这位俄国人笑了笑。对方忙咧了咧嘴，他那双冷峻的鹰眼一直注视着陈独秀。

　　杨明斋忙说：“吴先生的秘书马马耶夫和夫人都留在北京，想协助李先生在北方建党。”

　　“看来你们对中国的情况很熟悉？”

　　“不，我们是从少数俄侨口中听说《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

　　说话时，杨明斋欠了欠上身，看得出他对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很尊重。

　　“陈先生、李先生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突然，吴廷康用生硬的中国话插了一句。陈独秀充满敬意地眨了眨眼，他没想到这位俄国人还会讲华语。他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声，说：

　　“我和李先生讨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这次二位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张国焘正将藤椅移到门外，手里摇着芭蕉扇，悄悄地听着楼上的谈话。李达说杨明斋以前来过，这位俄国人倒是第一次看见，说完又回屋里埋头写作去了。陈独秀正在谈起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谈起陈望道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谈起李达正在筹备的《共产党》月刊，谈起戴季陶的那份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维金斯基听说这些人都住在渔阳里附近，就饶有兴趣地提出想分别见见他们。

　　两位客人走后，陈独秀还谈兴未尽，拉着张国焘来院子里乘凉。陈独秀说：

　　“你回北京后，就和守常、申府一起，尽快把北京小组成立起来。我们上海小组，这个月就成立了。”

　　张国焘听得热血沸腾，一把拉住对方的手：

　　“可惜我还不是共产党。”

　　“不要紧，我会建议他们考虑的。”

　　张国焘是八月底赶回北京的，临走时，陈独秀托他带了一封信。李大钊看完信后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府在“亢慕义斋”讨论起来。

　　李大钊沉思着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金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一致，不必强求。记得俄国以前是叫社会民主工党的，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我的意见就叫共产党吧。”

　　“仲甫担心戴季陶、张东苏不愿意用共产党的名称。”

　　张申府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着陈独秀的信一边说。他最近去过趟上海，陈独秀的意思，如果想争取戴秀陶、张东苏等人在党内，能否不叫共产党。

　　李大钊注视着墙上的马克思像，坚毅地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要是真不满意共产党的名称，那是留不住的。”

　　“好！我给仲甫回封信，就定下来叫共产党吧！”

　　其实张申府也知道，戴、张等人只是找借口罢了。

　　李大钊又谈到陈独秀对张国焘的评价，说：“仲甫对张国焘印象不错，是不是先把他吸收进来？”

　　张国焘当时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国民社的主要负责人。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后，他在学生中算是活动能力最强的人了。

　　张申府觉得他有点爱出风头，但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我同意吸收他入党，因为仲甫的意见是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进来，他说当务之急是增加党员数量。不创党则已，既然创党，就轰轰烈烈地创，创出个眉目来。他希望我们先组织北京小组，尽快向北方发展。他已去函湖南、湖北、山东等地，希望各地加快建立共产党小组，力争在明年正式在中国建党。”

　　仲秋时节，天高气爽，北京共产党小组在“亢慕义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李大钊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当时的北大还没有白色恐怖，门口不远处还有校警在帮着站岗。在谈到经费问题时，大家都有点发窘。北京小组和上海小组相比，经费要困难得多。陈独秀编辑《新青年》，经济上比李大钊宽裕些。北京小组成员又多数是北大的穷学生，最后还是李大钊爽快地表了个态：

　　“这样吧，每月从我薪水中拿出八十元作为活动经费！”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校长室里，蔡元培正和丁文江会谈。丁文江蓄着小八字胡，刚随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不久。他回国后，就出题对北大地质系的学生进行了考试，发现竟全部不及格。便来找蔡元培谈整顿地质系的设想，决定成立地质研究会，聘请美籍地质学家葛利普和李四光任教授。组织地质调查，举办地质展览会，一洗过去中国地质调查依赖外人之耻。

　　此刻，两人又谈起了英美和苏俄的外交政策。就在《新青年》的“纪念劳动节专号”上，全文刊登了苏俄的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原是去年在巴黎和会时发出的，但由于军阀政府的封锁，直到最近才在国内刊物上披露。

　　丁文江又谈起了梁启超和他们代表团对英美法外交政策的看法。由于他们在山东问题上联手出卖中国主权，中国的知识界对欧美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纷纷转而对苏俄有了好感。只见蔡元培感叹地说：

　　“过去我国的一般看法，只要听到俄国两个字，就联想到过激，不是惊骇，就是痛恨。此外，还有一点轻视。以为劳农政府，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在的地位。现在不同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许多原来反对的人，也纷纷转而赞同苏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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